参考消息网10月17日报道（文/丁扬）中美贸易战正前所未有地改变着这个世界，从每个人的个体生活到他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事到如今，已经没人会否认这一点。
而将外界对中美局势的隐忧进一步外化及扩大的，毫无疑问是上周美国副总统彭斯那场针对中国政策的演讲。
站在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彭斯谈到美中贸易争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表现、台湾问题、所谓“中国影响并干预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政治”、美国对中国的历史贡献等话题，涉猎之全面、广泛，语调之强硬、冰冷，均超出以往。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
不少美国媒体则开始重提“新冷战”概念，并试图弄清楚，这个世界是否正在重回东西方阵营割裂、对抗时代，以及美国是否能再次从新一轮对抗中胜出——只不过，这一次美国指向的敌人方位上站立的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但中国真的是当年的苏联么？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天无论是国内学术界，还是国外媒体、学者，都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
国内外学界、媒体集体发声：“不，中国不会是苏联。”
很显然，当外界试图将中国与当年的苏联相提并论时，有两个关于中国的“迷思”正被空前放大：
一是中国是否具备当年苏联的实力与野心；二是中国能否在与美国的对抗中避免苏联式的悲剧命运。
在16日接受一家中国媒体采访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于以上两方面的猜测均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中国不会是苏联。”他一再强调。
郑永年
在郑永年看来，尽管美国确有“冷战派”抬头的迹象，但必须要看到，与美苏争霸年代相比，今天的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重要的，中国不要掉入以前的‘苏联陷阱’。”他这样发出警告：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建成了一个商业大国，并没有在世界上追求军事支配地位。美苏竞争苏联落败，不就是因为苏联经济垮掉了吗？这一点中国要看清楚。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美研究中心研究员威尔·塞特伦。
在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日前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塞特伦同样认为，美国正试图重拾二战后旨在遏制苏联扩张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但问题在于：中国并不是苏联。
中国区别于苏联的最大特征，是自身蓬勃的经济发展。
“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是全球经济增速的两倍，中国体制黯然失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塞特伦说。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截图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表达得更为直接，在一篇题为《中国不是苏联》的文章中，作者认为，用“冷战”来比喻当前中美关系及其世界局势似乎不合适。
华盛顿观察家网站则将对“新冷战”、“中国是否会成为苏联”的执念，总结为一种术语上的偷懒，并进一步指出“虽然历史证明，美苏争霸的年代里遏制对苏联有用，但今天的时代，中国与苏联不同。”
那些年，苏联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要弄明白中国会不会是苏联，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联体制的核心是腐烂的，最终会自行崩溃。果然，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了，到1991年，苏联完全解散了。”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曾这样形容那个年代的苏联及其命运结局。
柏林墙倒塌
华盛顿观察家网站则这样解释那个年代：在高峰期，冷战是一个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全球国家体系。其核心是意识形态竞赛。其中主要角色都不能设想与对方的持久妥协。冷战是激烈的，绝对的，非常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盛世良向小锐做了更为详细的解答。
“苏联的模式到后来僵化了，原本苏联有很多改革的机会，可以把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弄得稍微灵活一点，在世界上融合得更好一点，但它没有这么做。”盛世良说。
苏联首先陷入了与美国军备竞赛的怪圈：美国搞莫须有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也跟着搞；美国增加多少军备，苏联也跟着增加。
“到苏联解体前夕，它拥有的坦克是五万辆，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坦克数量的总和，军备竞赛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地步。结果，国家不堪重负，苏联在这样的情况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当然不可能比人家强。”盛世良说。
苏联军备
而经济方面，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则表现得过于垄断，国家牢牢控制着市场的方方面面，“固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苏联当时的物价是从来不上涨的。”
在盛世良看来，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权失去了执政能力：“不敢强力镇压，也不敢完全放开，最后终于解体。”
中国不会成为苏联，但面对新情况也要保持警惕
长久以来，“悲剧”，已成为人们对苏联这个昔日超级帝国的一种共识。
而如何避免这一悲剧的重演，也日益成为新的课题——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下的今天，重提“新冷战”概念背后，恰是这个时代对于苏联式悲剧的自觉远离。
“中国当然不是苏联，中国也不会走向苏联那样的命运。”盛世良对小锐说。
上世纪80年代，苏联街头一座冷清的公交车站
他从体制、军事和经济乃至人文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苏联当时觉得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想要把制度推向全世界，要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上中国不一样，尽管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我们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向其他国家推销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另外对比苏联在军事上寻求的扩张，中国从来不这么做。我们是防御型，不扩张，也从来不侵略，可能会有冲突，但都尽量解决问题；此外，与苏联当时与世界的经济隔绝相比，中国的经济与世界高度融合，致力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不是美国的下一个死敌。”彭博社也这样写道。
事实上，在世界推行全球化的多年里，中美经济早已交融一体。数据能够说明一切：截至2016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使用量达到3.1亿部，已经是苹果手机在美国使用量的两倍多；就在当年，美资企业中国市场销售额达到了60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达到400万辆，已经超过在美本土360万辆的销售量。
但如果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一个新的“苏联”呢？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向小锐指出的那样，当前我们无法忽略的是，当在经济、战略、外交乃至意识形态上均令美国感受到强烈冲击，中国便无法逃脱“被预测为苏联”的局面。
“现在出现了新情况，世界环境有了某些爆发新冷战的土壤，而且这些条件跟过去相比得到了显著增强，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注意这些新出现的情况。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逆动潮流相当强劲，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个倾向大大加剧……”时殷弘说。
在时殷弘看来，当前中国的应对之策，应着眼于“对内加强改革，对外改善贸易状况，必要时坚决进行贸易反击，加强国内自主创新”等。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不要轻易下结论，只要记住，中美关系基本倾向是上下波动。”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