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打破中美两国之间的坚冰后，大卫·洛克菲勒在1973年来到北京，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双方在深夜会谈了两个多小时。访问结束后，大通银行成为了中国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

到了1976年，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国际部门贡献了其1.05亿美元营业利润中的80%。但这并不是彰显了洛克菲勒在拓展银行海外业务上的能力，反之突出了该银行在美国国内的落后表现。从1974年到1976年，该银行的利润下降了36%，而它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们——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汉华银行、摩根大通的利润都增加了12%-31%。

也曾有人为此指责大卫·洛克菲勒在海外度过了太多时间，忽视了在大通银行的工作，并非积极进取、有远见的管理者，导致大通银行远落后于花旗银行等其他竞争对手。大卫·洛克菲勒在其自传中写道：“有很多人说这些活动是不恰当的，会受到我在银行所担任的职责干扰。我完全不赞同。”对于他“所谓的外部活动”，他坚持认为，“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全球声望上，都给大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在大卫·洛克菲勒之友、曾任大通银行主席的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看来，“他不会作为一个伟大的银行家而名垂青史，他将作为一个真正有个性，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且忠诚的人载入史册。”

90多岁时还保持着会累坏年轻人的工作节奏

1974年的经济衰退一度重创大通银行，在低迷的房地产行业，该银行的贷款组合异常庞大。此外，相比1970年代中期的其他银行，大通银行拥有更多和纽约有关的担保，而当时纽约已经处在破产的边缘。在几个主要的银行中，大通银行有着最大的不良贷款组合。

在1974年，大通银行还陷入了一起丑闻。内部审计发现，大通银行的债券交易账户被高估了3400万美元，于此同时损失却被低估了。最终，1500万美元的净收入流失使得银行的形象受损。在1975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货币监理局将大通银行列为“问题”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