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10日，《纽约时报》刊发的一则关于约翰·杜威的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参考消息网1月14日报道美媒称，1919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妻子爱丽丝（Alice C. Dewey）开始了他们的日本中国之行。杜威夫妇沿途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讲述这次东方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1920年，这些信被整理成书发表，题目就叫做《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从中国和日本来的书信），直到今年才首次被完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中文版名为《杜威家书》。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2日报道，杜威夫妇本来准备单纯去日本旅行，但随后改变原有计划，转赴中国考察演讲，足迹踏遍当时的直隶、山西、山东、江浙、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作为美国近代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杜威当时已对美国以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很大贡献，同时他也积极推荐社会改革，这些都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有过重大影响。

报道称，首次对中日两国进行访问时，杜威夫妇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两国发展的差距。自明治维新至1919年，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日本新晋百万富翁们在热衷创办学校以“满足人们职业方面的需求”，东京剧院里面的观众“几乎与巴黎的观众同等专业”。同时日本也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比如让杜威夫妇感到兴致盎然的木屐、瓷器、漆器、艺妓、女儿节等艺术和风俗；日本整个社会干净、礼貌、认真。杜威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下雨天商店给顾客准备了鞋套，糕点被做成粉红色的叶形用去年的樱树叶包裹着。而中国留给杜威夫妇的最初的印象无疑是暗淡、令人失望和愚昧落后的。在杭州，城墙被拆掉了，贫穷的人们私自拆下墙砖来贩卖，或运到家里备用；儿童严重缺乏教育，在杭州这个当时人口30万的城市，给孩子开设的学校却不足一百所；童工使用泛滥，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中国人的普遍状态是浑噩和麻木的。杜威说，中国人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还有“糟糕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