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东亚政治军事局势剧变的主要推手

我们置身的现代世界始于1492年，对于研究全球史某一特定年代的历史学家来说，1492年是很显而易见的选择，但实情是这一年却反常地遭到忽略。说到1492年，最常有的联想是哥伦布在这一年发现了前往美洲的路线，这可以说是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

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副其实的全球历史和“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欧洲的帝国主义就此展开，进一步重新打造全世界。

美洲加入了西方世界的版图，大幅增加了西方文明的资源，也使得亚洲称霸已久的帝国和经济体系走向衰颓。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东亚国际贸易飞速增长，在其中，中国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把全世界联系得很紧密，人员交流、商贸往来频繁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知识、技术的传播变得很快，恰在此时，爆发了火药革命。火器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早是中国发明的火门枪，传到欧洲改进为火绳枪，又发展成燧发枪，火炮则从青铜炮变为铁炮，其传播路径是由中国经伊斯兰教世界传到西欧又反过来传回东亚。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传统的威胁都是来自北方，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包括后来的蒙古。一直到明朝，蒙古还是最大的威胁。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技术的传播导致新兴的东亚地区强权的出现，安南、缅甸、日本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还有后金，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十六、十七世纪，安南以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沉船中打捞起来枪炮作为样式，并雇佣欧洲枪炮铸造工匠，使安南能够获得欧洲火器的新技术，并用于火器制造。

十七世纪初，缅甸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沙廉（Syriam，今缅甸半岛部分）后，残存的欧洲俘虏及其后代成为缅甸军中火器部队的骨干。除外籍火器手，缅甸人也建立了自己的火器部队，莽应龙时，火枪与火炮已成功地融入缅甸步兵和战象的单位中。

日本学习了葡萄牙人的火枪技术，不断仿造和改进，十六世纪末时路上火器之精良和应用之普遍，已经超过英、法等西欧先进国家。织田信长在著名的长筱之役（1575）中能够彻底击溃武田胜赖，即是主要得力于埋伏在河边的上万名火枪手。

明朝也积极引进各种火器，学习仿造荷兰人的红夷大炮，万历年间，明军与首次来到广东沿海的荷兰武装船只发生海上冲突，便见识了红夷炮的威力。

火器的传播影响巨大，恩格斯强调，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而军事史学家富勒认为，火药的使用，使所有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崇祯十六年《火攻挈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周边的政权纷纷挑衅中国，烽烟四起的晚明东亚世界发生了四起大的战事：西南中缅边境战争（1576-1606）、东方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东北明清辽东战争（1616-1644）和东南中荷台海战争（1633-1662）。

明朝要应付周边战事，国防开支不断增加，从嘉靖十年（1531）到万历三十年（1602）间，13个边镇的官军数从37.1万人增加到61.9万人，再增至68.6万人，每年所编列的银两数量从336万余两暴增至827万余两，是万历六年太仓银库每年收入367万余两的2.25倍，把明代从张居正时代攒起来的积存全用完了，而到了崇祯元年，各边欠饷已达520余万两。

另外，经济全球化使得明朝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世界货币体系一体化日益加深。李伯重指出，白银输入的起落变化以及对于明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还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