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陈独秀长子，中共早期杰出领导人之一。1927年6月26日，作为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被捕入狱，7月4日，被同是老乡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下令用乱刀砍死。

说到陈延年的牺牲，有人说胡适好心办了坏事，甚至有人拿后来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来妄加揣测，说胡适可能是有意为之。真相如何呢？

营救不成反被杀

1927年6月26日，上海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王若飞、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这里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但由于交通员的被捕叛变，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经过抵抗拼搏，只有王若飞等人逃走。

1925年初，中共广东区委部分成员合影，左三为陈延年

交通员不认识陈延年，再加上当时陈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所以虽然被捕,但身份并没有躲露。

为了营救陈延年，党组织开始通过留法学生刘方岳运动在上海地区包括公共租界具有很高声望的大律师吴凯声,试图打通闸北区瞥察局的关节；陈延年自己也在想办法，他给陈独秀的老朋友、两家世交的父辈上海亚东图书馆总经理汪孟邹写了封信，说明情况并请他运用关系给予营救。

此时上海一片血雨腥风，汪孟邹也不敢随便找人，只好去找在国共两党都有很多朋友、也是陈独秀和自己老朋友的胡适。胡适一听，很是焦急，满口答应。但接下来胡适犯了―个轻率的大错，他找的竟然是和张静江等人极力怂恿和支持蒋介石“清党”的吴稚晖。

吴稚晖立即写信给上海主持“清党”、残杀了大批共产党人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恭贺”他捕获了上海地区最大的共产党头目。7月4日，陈延年牺牲。

胡适为什么找吴稚晖

胡适为什么要找吴稚晖呢？

胡适彼时刚回国，并不太熟悉国内险恶的政治形势与人情世态。1926年7月17日，胡适绕道苏联前往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12月31日乘船离开英国前往美国领取博士学位及证书。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那天，胡适离开美国回国。胡适自己说：

我记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横滨，就接到了在君（指丁文江）由船公司转交的信。信中大意说，国内党争正烈，我的脾气不好，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

胡适听从了丁文江的劝告,在听不懂日本话、只能住很贵的旅馆的情况下，还是待到5月中旬才回国。

回来后，胡适先在沧洲饭店住了几天，于6月初租了上海极司菲尔路49号甲的一幢房子。此房与蔡元培的住所是近邻，一直住到1930年11月底。后在国民党的“围剿”下,才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北平。

正是由于才回国不久，还不太了解国内残酷的政治形势和由此带来的人情世态的变化，才导致胡适轻率地请托了吴稚晖。

找吴稚晖还有个原因，因为胡适头上还有顶“红帽子”，存在着政治风险，所以只能找与蒋介石新建立政权关系密切、对蒋有功的人。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世人皆知。在推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他首次全面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唯物史观，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门问题，此处不宜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

在“五四”时期，他就因此被人称作过激党；1926年去英国经过苏联时，他又写下了许多歌颂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观感，并通过与蔡和森、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谈话，表明自己想组党并充分承认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与主张。

陈独秀与胡适

文章寄回国发表后，使得李大钊非常高兴，立即让人一定要请胡适回国时仍从苏联经过,以便彻底把胡适争取过来。而这些文章的发表，同样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以致张作霖在北方逮捕李大钊、高仁山等人时,认为胡适也是共产党,也想抓捕胡适。这也是丁文江劝胡适暂留日本、回国后他不敢回北京而留在上海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虽然一直有为朋友帮忙的秉性，有想救陈延年的热情，但他自己根本不能出面。在日本逗留期间，他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知道蒋介石“清党”背后有吴稚晖等人的支持，那就只能找说话管用的，于是他把希望寄托给了吴稚晖。

胡适的失误还在于对吴稚晖政治定位以及其与陈延年与自己关系的错判。逗留日本期间，面对有人对吴稚晖等人支持蒋介石“清党”的批评，胡适还曾这样替吴等人解释，认为“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但胡适没想到，那时吴稚晖他们几个支持“清党”的元老,也支持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吴稚晖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陈延年曾跟随他信奉无政府主义，后转向信马克思主义。在胡适想来，吴稚晖应该对曾经的追随者手下留情，殊不知，吴稚晖对陈延年的转向以及在共产党中的所作所为，竟认为他比他的老子陈独秀更可怕。胡适与吴稚晖相识很久，且两人在学术上互相欣赏。吴稚晖1918年曾担任唐山路矿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国文教员，他曾邀胡适前来演讲。胡适逗留日本期间，还曾认真读了吴稚晖的有关文章。胡适在上海住下后，吴稚晖还特意跑到胡适的住处，同胡适大谈了一次，其间有人来访也没能阻断他的谈兴。在胡适想来，以他俩此时的关系和长期交往，拜托他此事，他应该愿意帮忙，也能够帮忙。没想到的是,此时已是蒋介石“清党”主要支持者的吴稚晖，已将这一切丢得一干二净，剩下的仅是政客的凶狠与残忍。

吴稚晖出卖对胡适的影响

杨虎杀害陈延年后，第二天上海《申报》刊登了《铲除共党巨憝》的消息和吴稚晖给杨的“贺”信。吴稚晖在给杨虎的信中说：

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丑，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产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适返沪以匆促未能奉谒，谨驰贺大成功。

从这封信可看出，吴稚晖对陈延年当年在法国转而信仰共产党并培养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极其痛恨，也从一个侧面看出陈延年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也是当时吴稚晖从胡适处得知消息后不但不营救，反而要求杨虎杀害陈延年的根本原因。

吴稚晖这封信的登出，也严重打击了胡适的“为人”。

胡适是在杭州看到这则消息的，不仅为陈独秀这位老朋友失子痛苦，也为辜负了老友汪孟邹的嘱托而痛苦，更痛苦的是后悔自己怎么找了这样一个人，一旦入政治场怎么一点人性都没有了。胡适1928年2月27日给吴稚晖的信谈到当时的心情：

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

胡适近10个月后，仍提此事,表明他没放下。

胡适到底在陈延年牺牲一事上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根据现在有关资料，在陈延年被捕、党内外都在进行积极营救时，一同被捕的省委宣传部部长韩步先禁不住国民党军警的严刑讯问，已经指认了陈延年。

也就是说，陈延年已经暴露了身份。吴稚晖的信无非给陈延年的身份作了一次确证。

由此我们说，胡适对陈延年身份暴露并由此牺牲并不能承担主要责任，只是在那种情形下轻信了人，好心办了坏事。我们不能按照后来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说胡适是有意为之。

——摘自《纵横》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