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期间，突然发生雷击礼堂事件，参会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祸不单行，当天固临县有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货的一头毛驴也遭雷劈死，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

当地干部闻言后，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并很快抓起那位骂毛泽东的农民，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处理。

毛泽东知晓后，并没像一般人那样怒发冲冠，而是冷静地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并一再强调：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毛泽东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

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突遇雷毙命。她一边痛哭一边辱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同样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当时的中央社会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阅知后陷入深思：为什么这几个遭雷击的群众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那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

毛泽东立即让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详细询问其中原因。经过交谈才了解到，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不少百姓交不起公粮，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不止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将怨气撒到了毛主席和共产党身上。

毛泽东听后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自以为会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党中央在以上数例的基础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发现，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已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与意见。党中央、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及时纠正错误：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随即有了明显好转。

几年以后，毛泽东还一直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至5月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4次“检讨”了这个问题，自省的同时更教育了全党干部。

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在讲到领导干部要乐于听“闲话”以便从中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第二次是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又为这件事讲了一段话。第三次是1945年5月31日，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结论中，他说：我有个经验，即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1941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1943年公粮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第四次是在同一个报告中，在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又再次表示歉意：“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

共产党人正是有了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至上、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善于纠错的正确态度，才有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