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馆，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被刻成牌匾，静静地陈列着。大多数参观者往往不会注意，当然更不知晓这份曾密存瑞士银行保险箱中的遗嘱的来龙去脉。

在遗嘱中，宋庆龄将自己北京和上海两处住宅中的全部藏书赠送给邓广殷。而在宋庆龄全部私人财产中，这是最珍贵、最有价值的部分。

邓广殷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宋庆龄要把珍贵的藏书全部馈赠给他？

邓广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邓崇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也是中国福利会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邓文钊之子。

邓家与廖家是亲戚。邓广殷的母亲何捷书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邓文钊早年读书时曾与在香港避难的廖承志、廖梦醒姐弟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约友人到邓文钊家聚会。此时的邓文钊已从剑桥大学毕业，担任华北银行经理。廖承志将邓文钊作为可靠的同志推荐给宋庆龄，并一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今天的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文钊任中央委员兼司库。邓倾其所有，还提供自家客厅与游泳棚作为宋庆龄接待重要宾客的场所。为保盟解决车辆和交通运输等问题，还腾出’自家2个大仓库给保盟使用，专门堆放准备向抗日根据地转运的救援物资。海外。大宗捐款和救援物资全部由他亲自接收并转往抗日后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为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华商报》。新中国成立后，邓文钊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副省长。1971年1月去世。

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物资供应始终匮乏，邓家父子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庆龄曾多次表示无法报答她的感激，称邓家父子依然担当着“司库”的职责。

宋庆龄生前将邓广殷视为干儿子，从1971年起给邓广殷写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时间，共给邓广般写了189封信，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BB”。

1975年2月，邓广殷收到宋庆龄于1975年2月18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短信：

亲爱的广殷：

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二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信中附了一份专门为邓广殷而写的遗嘱，用的是英文。但其中两处特别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这两处是：（遗嘱）和（邓广殷同志）。遗嘱内容如下：

“我的遗嘱1975-2-18。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宋庆龄北京。”

邓广殷收到宋庆龄寄给他的遗嘱后，认为事关重大，决定密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时，他的女儿邓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学院学习，他正准备前往探望。于是他立即携带遗嘱来到瑞士，将其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中。

1981年6月由邓颖超起草的《执行宋庆龄遗嘱的办法（草案）》第五条写明：邓广殷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1年5月，邓广殷突然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紧急通知，让他即刻赶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庆龄病危。他每天去探视，直到5月29日宋庆龄去世。当年宋庆龄让他勿将遗嘱之事告诉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动结束，他只字不提遗嘱。国外来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时廖承志让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邓先生母亲急了，问为什么不让邓广殷回来？写信向北京要人。于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邓广殷叫到家里，问他，有无宋庆龄的遗嘱？

邓广殷答，有的。但他未带在身上，也不准备出示遗嘱。

廖承志问邓广殷打算怎么办？

邓广殷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

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写个捐赠报告。”

邓广殷表示自己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帮忙代写。

于是，廖承志当场拟就一份草稿。廖承志要求邓广殷依葫芦画瓢，马上照抄一遍，并签署名字。

随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邓广殷签过名字的捐赠报告。为此举办的捐赠仪式事后由时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主动提出，并且坚持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