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原解放军被服厂转产防护服#的话题，上了微博的热搜。借着热度，小编梳理了一下我军被服厂的来龙去脉。

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攻克长汀后，没收反动豪绅财产，并向商人筹借军饷，共得款5万余大洋，同时发现了军阀开设的被服厂。虽然只有十多台日本生产的新式缝纫机，但对于当时着装破旧且杂乱的红军来说，已经是相当珍贵的宝贝。红军当即接收这个军阀被服厂，更名为“红军被服厂”。

这十几台缝纫机做出了4000套军装，从此我军的被服工作，就从这十几台缝纫机开始了。

由于此时我军后勤生产能力有限，仅有的缝纫机也满足不了需求，许多红军战士穿着破布衣服和草鞋倒在雪山草地里。到了抗战时期，我军后勤生产能力依然很有限。八路军、新四军、地方武装的衣服五花八门。八路军只能依靠在边区被服厂加工、干部战士自己制作、根据地群众热心帮助下，才能基本保证部队供给。

而军服的染色上，都是土法生产，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从草木灰、树籽、杨树皮中提取染料。于是，各个地域的八路军军装颜色就不尽相同了。不仅色差明显，而且极易褪色：山东、河北、晋察冀地区颜色一般为黄绿色，但是穿久了就褪色成黄灰和灰白色；陕北多为灰色，但褪色后却成为草绿色，而且经常一件衣服两个颜色，或是跟帽子颜色根本不搭。

无论是红军改编的“老八路”，挺进敌后扩编的“新八路”，还是地方武装的“土八路”，只能穿着破旧的军服奔波战斗。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的被服厂，就这样“小马拉大车”地艰难供应着。终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我军被服厂享受到了倾举国之力保证供应的“待遇”。但战争初期，因入朝部队增加，且形势紧迫，许多部队来不及配齐冬服，第二批志愿军入朝时，已是冬天。朝鲜北半部冬季非常寒冷，而从中国南方赶来的部队还来不及换冬服。

1950年11月6日，在沈阳车站，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检查部队入朝准备的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见到第九兵团第二十军官兵身着华东地区的棉衣，头戴大檐帽，脚穿胶底单鞋，大为震惊，立即找到正在指挥部队运输的二十军副军长廖政国，要求紧急停车两小时以便从东北军区部队中调集厚棉衣和棉帽。

许多东北部队的战士看到这些南方部队，在大雪中纷纷脱下自己的厚棉衣往火车上甩。正是这些不认识的东北战友的举动，使得一些南方官兵在异国他乡带回了一条命。但在这一切战友情深的背后，更多的是我军被服保障能力不足的无奈。当时，周总理亲自指示：给志愿军的军服一定要用新棉花、优质棉花！为什么一定要用新棉花？原来这新棉花不但蓬松、保暖，更重要的是干净，战场上一旦战士负伤，可以掏出棉衣里的棉花止血。

有了党中央的号召，于是全国大开动，各省抽调最优质的棉花，上海紧急研制工业用缝纫机，东北就地组建东北军服厂。仅东北地区的四大城市沈阳、旅大、哈尔滨、长春，在志愿军入朝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就生产了上百万套军服，保证了前线将士的需求。有了国内人民的大力供应，志愿军官兵可以在冰天雪地中冲锋作战了。

时至今日，我军的后勤保障供应终于在我国强盛实力的培养发展下，一跃成为工业化生产上的强力一环。根据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军队所属的被服生产企业也大多移交给地方，依然承担军需生产任务。现在我国强大的军需企业，在充分保障着军队的同时，也在全力服务着人民。

这次全国抗击疫情，医疗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形下，2月18日的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任洪斌宣布：负责解放军被服生产的际华股份所属3502、3503、3521、3534、3536、3543、5302、7555等7户被服厂，开始转产防护服。

军需企业的强大力量，日产能超过4.5万套，每天生产110万只口罩，占全国医用防护服总产量的1/3以上，一下子给全国的抗疫战斗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不仅如此，针对前线医护人员反映的护目镜起雾的问题，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还用7天时间研制了一款3D打印的医用护目镜。这种护目镜采用了特殊的镀层技术，解决了镜片起雾问题，目前这种新型护目镜正在逐步投入大批量制造。

我军的军需企业和整个后勤保障体系，从最初的十几台缝纫机，一路发展到今日的强大产能，是多么的不易和令人感慨啊。虽然随着国防建设的改革调整，大批军需企业早已经不在军队序列中，但依然可以说，他们和解放军一样都是诞生于同一面军旗下，身上流淌着的是人民子弟兵的血脉。

我军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小马拉大车”的被服生产供应，到现如今军需企业强力“救火”抗疫，服务人民，这又是多么感人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