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周恩来（右二）、朱德（右一）、叶剑英（左二）在南京拜访黄琪翔（右三）夫妇

1937年8月初，为了研究与确立对日方针与最高国策，国民政府召集全国的党、政、军要人与各地军政负责人，包括中共领导人，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937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第二天，周恩来到达南京。

8月11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三人，在何应钦的斗鸡闸官邸，参加军政机关长官谈话会，国民党方面参加的，有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卫立煌、陈继承等，就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朱德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政府的军队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

在这期间，中共代表遍访在南京的各方面人士，共商抗战大事，并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一致同意“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即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双方就红军的改编、中共在南京设立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事项，进行协商。共产党在南京实际上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地位。8月13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致电延安中共中央，就同国民政府谈判条件提出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在8月15日日本战机首次空袭南京时，周恩来等人在何应钦的斗鸡闸公馆地下室里，躲避日机空袭。当时担任何应钦秘书的谢伯元，在回忆录《我所了解的何应钦》里记载：“（1937年8月15日）日机第一次在南京鼓楼一带投弹扫射时，飞行极低，从地面上可以清晰地望见机上敌军的动作……这时，周恩来经常来斗鸡闸何公馆，与何应钦商谈抗战大计。敌机首次轰炸南京的这天，他也在何家地下室里避空袭。当敌机掠过鼓楼上空时，我们一道站在地下室外看望。”

由于工作需要，8月16日，朱德离开南京；8月21日，周恩来离开南京。他们回到陕北，参加洛川会议。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则留在南京，担任八路军的代表，并在傅厚岗66号（现为青云巷11号）设立办事处。9月中旬，博古（秦邦宪）奉命到南京，任中国共产党的驻京代表。在叶剑英、博古、李克农领导下的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紧张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共中央于7月15日送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就此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它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叶剑英为了驳斥国民党内一部分人造谣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共向国民党投降”，在南京向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波斯坦发表谈话，指出：中共与国民党加强团结，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的关系是平等的，“现在谁反对这个合作就是汉奸，谁破坏这个合作就是为敌人效劳”。

二是促成了西北红军主力与南方游击队的顺利改编。8月22日，即周恩来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中共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式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11日，根据军委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0师、第一二九师，开赴华北地区，对日作战。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正副参谋长程潜、白崇禧：“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钧部所发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对南方游击队改编，叶剑英、博古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国民政府多次谈判，于9月下旬，商定将南方8省区的中共游击队主力，编为1个军。9月底，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剑英、博古与来到南京的项英，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商定了新四军组建的各项问题。叶剑英等还用各种方式，宣传八路军在平型关等地所取得的抗战战绩。

三是营救“政治犯”。早在8月18日，在得到国民政府方面的同意后，周恩来、叶剑英到设在燕子矶的“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当天，就将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营救出来。接着，周恩来、叶剑英派人专门到南京的几个监狱调查核实，开列出名单，向国民政府要人。周恩来离开南京后，这项工作就由叶剑英主持。经多次交涉，关押在“首都反省院”的其他中共人士，以及关押在老虎桥“中央监狱”的钱瑛、刘宁一、帅孟奇等中共人员，关押在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中共人员，共500多人，也分批获释出狱。

四是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周恩来当时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他指定由潘梓年、章汉夫负责。周恩来离开南京后，在叶剑英、博古的领导下，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聚集了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何云、楼适夷等一批办报人才，还特地请国民政府的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了报头，从1937年10月间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后因日军逼近，《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未能在南京出版，筹备工作移往汉口，于1938年初先后问世。

五是秘密联络与恢复中共在南京等各地的党组织，继续进行对各方面重要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其中，叶剑英发展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阎宝航为中共秘密党员，在以后的抗战岁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代表叶剑英、博古、李克农与办事处人员，在11月22、23日，撤离南京，乘汽车经芜湖，前往武汉。

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军民英勇地迎战日本侵略军更凶猛的进犯！

——摘自《炎黄春秋》201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