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粟裕
战场上的粟裕、林彪和杜聿明都是才为世出的一时人杰。他们在国共两党兵戎相见、争夺天下之际，各以其军事奇才担负一个战区方面军的军事指挥重任，深受双方最高统帅的倚重。
杜聿明还有一个经历上的独特之处是，国共三大巅峰对决的决战中，他与中共一南一北两位最杰出的中共将领粟裕和林彪都交过手。
杜聿明，字光亭，1904年11月生于陕西米脂，比林彪和粟裕大3岁。他算是一个世家子弟，还是后来毛泽东笔下大名鼎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表弟。
1924年6月，因陕西籍老乡、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推荐，他与结伴同行的关麟征等人一同考入黄埔军校，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又是书法大家的于老先生还曾亲笔赠送他一副墨宝：“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表达了对这位同乡后辈的殷殷期许之意。
如果说胡宗南是他的黄埔同学里升官最快的人（曾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那么杜聿明则是国民党军黄埔学生中最会带兵打仗的人。
1939年12月，杜聿明率赫赫有名的机械化新军第5军（后成为粟裕和刘伯承的劲敌、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血战广西昆仑关，大败侵华日军有“钢军”之称的第5师团第12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取得“昆仑关大捷”。一时举国欢腾，振奋了国人抗日的决心。
1942年初，杜聿明就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卫立煌、罗卓英），率部远赴缅甸抗日战场。期间转战1500余公里，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给同一个战壕的英缅盟军以有力支援。
1945年10月，从抗日战场磨砺而出，成为一代杰出将才的杜聿明，被蒋介石委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协助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负责实际军事指挥，开始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争夺辽阔的白山黑水大地。
林彪虽与杜聿明是黄埔先后同学，同为方面军级的统军大将，但在各自最高统帅面前的际遇有些差别。
前者是毛泽东自1929年6月红4军“七大”以来的第一嫡系爱将，被称为除了“副统帅”与兼职的“副总理”外从未做过副职的中共将领。1937年8月抗战开始不久，他便一直担任一个方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职务。
林彪的地位和作用与国民党军的陈诚颇为相似，两人都是军中晚辈，资历不是很老，但都受到最高统帅的格外信任。
1929年12月红4军“九大”后，林彪屡屡被毛泽东超级擢拔，从红4军军长、红1军团总指挥（军团长）、115师（红一方面军改编而来）师长，亦步亦趋接替军中不断升职的朱德，最终成为掌管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15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的方面军统帅，最后还以中共唯一副统帅的身份被写进党章，准备接班。
陈诚则因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以黄埔军校上尉特别官佐的低微身份起步，被蒋介石屡屡超级擢拔，逐渐架空仅次于蒋介石的黄埔首领何应钦，从而牢牢实际掌控黄埔嫡系部队，最后也成为国民党唯一的副总裁，号称“小委员长”，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过，他们两人的最终命运也惊人的相似，后来均“中道崩殂”，未能从“接班人”的岗位顺利接上班。
杜聿明则与他们不同，因早期军中资历束缚而才堪大用，往往只能担纲方面军军事统帅的副职，但负实际指挥之责。
他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其实是东北行辕主任（或代主任）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的副手，后期还专赴东北，就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解救出近5万余人的国民党军残部。
1948年11月，杜聿明又被蒋介石派往淮海战场“救火”，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成为“资历与威望极高”的“猪”将军刘峙的副手，依然担负战役的实际指挥之责。
这一点，杜聿明又与粟裕有相似之处。
解放战争期间，粟裕长期以陈毅的副手身份出现，多半时间以副司令员身份担负司令员的战役指挥之责；后来因陈毅被调离，他又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但一些文告署名仍然都以司令员陈毅打头。
1945年11月，从重庆起程的杜聿明抵达秦皇岛，与学弟林彪的东北争夺战开始打响。
从关内到关外山水远隔，杜聿明麾下的主力大军还远在开进途中，他只能指挥先期到达的两个军13军、52军向榆锦方向进攻，不久总攻山海关。
此时，早一步进入东北的林彪，所部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展为一支总兵力为27万人的大军。对杜聿明而言，是典型的敌寡我众。
但林彪囿于从过去仅仅指挥过万余人的115师，到突然指挥数十万人马，大兵团作战一时不大适应，竟被杜聿明连克山海关、四平、本溪、长春。到1946年6月，杜聿明迫使林彪“千里大撤退”，一直退过松花江。
焦虑中的林彪发给毛泽东电报，请求“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毛泽东考虑两天后，不得不同意放弃东北最后一座大城市哈尔滨。
所幸“天不灭曹”，或者叫“吉人天相”，因“关内狼烟四起”，“蒋介石捉襟见肘，顿显兵力不足，原拟调往东北的军队被关内战场死死拖住了，东北民主联军获得了极为宝贵的4个月的休养生息时间”。林彪也缓过气来，重获新生。
杜聿明兵力不足，主动停下攻势，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遂至优劣转化，功败垂成。曾亲临东北督战的国民政府副总参谋长、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此也深感遗憾，久久不能释怀。
他的儿子白先勇后来写了《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一文，回忆说：“在台湾，我至少听过父亲三次跟我提到四平之战，提到他曾向蒋提出希望能继续留下来督战或者直接指挥战斗，不回南京，但蒋就是不同意，催他回去当国防部长。父亲每次说到这件事就气得顿脚。”
此后，林彪在东北的兵力一直优于杜聿明，是全国唯一一个中共一方兵力占优势的战区。
1946年7月，林彪的东北野战军面对的国民党军是5个军（缺4个师），而粟裕的华野面对的国民党军是24个军（缺1个师）；1947年4月，林彪面对的国民党军是7个军（缺1个师），而粟裕面对的国民党军是33个军。
因此，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官兵们有了一首传唱一时的顺口溜：“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
但即便如此，杜聿明依然能保持主动攻势，且损失少于林彪。1947年5月至6月的四平之战，他更是再次大出风头。不仅其部将陈明仁以少击多，保住了四平，而且杜聿明亲率大军前往解围时，迫使林彪再次撤退。
直到杜聿明因病于1947年7月8日离开东北，由总参谋长陈诚接替其军事指挥之责后，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才逐渐不可收拾，国民党内舆论喊出了“杀陈诚以谢天下”的激愤之语。
辽沈战役尾期的1948年10月27日，蒋介石见接替陈诚指挥的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也无力回天，再次起用大病初愈的杜聿明，令其紧急赶赴东北，布置东北国民党军残部撤退。
杜聿明面对林彪的百万大军，以弱势兵力两次运用声东击西的谋略，成功地解救出营口与葫芦岛国民党军5万余人，其中精锐的阙汉骞54军等部还被雪中送炭，千里转运到淮海战场的蚌埠前线。
杜聿明从东北成功组织撤退，旋即被蒋介石派往剑拔弩张的淮海战场。
此前不久，从未与关内中共部队交过手的杜聿明，对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即将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
他大概将傅作义当面的对手聂荣臻的华北军区野战军，看作了整个关内中共部队的特点。
令杜聿明未想到的是，淮海战场上，他遇到了平生强劲的对手——华东野战军及其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
拥有30万黄埔精锐部队的他，攻不成，守不住，再也不能顺利施展故计。
1948年11月奉命撤出徐州时，杜聿明也搞了不少声东击西的谋略，曾不无自得地对部下邱清泉等人说：“预料这次迅速决定撤退的行动是成功的。……兵贵神速，这次撤退的行动正钻在他们大战后的间隙中，达成预定的任务，以退为守，以救出黄维兵团为目的。”
但他没有逃出粟裕的“算计”，不仅未能救出困境中苦苦支撑的黄维兵团，还被只有东北野战军一半兵力的华东野战军铁桶似的包围在陈官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再无当年抗日战场、东北战场的名将风采。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带亲随十余人，冒充华东野战军11纵士兵押送俘虏，意图乘乱逃出去，不想被华野4纵的后方人员识破而遭活捉，是中共公布的43名战犯中唯一被生擒的将领。
因前几天杜聿明还收到署名“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劝降信，他依然认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在指挥。
成为阶下囚后，临时编了一个“高文明”假名字的杜聿明，最早接触的华野军官是负责审查的4纵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
听说对方姓陈，杜聿明误以为是陈毅，心想：“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
陈茂辉当然不是陈毅，陈毅这时远在河北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驻地，杜聿明“中将副总司令”的真实身份也很快被查了出来。他认为自己忝列“战犯”，必死无疑，因此情绪低落，几番寻死觅活，准备“不成功便成仁”，“壮烈殉国”。
不久，他被押解到纵队司令部，与司令员陶勇、政委郭化若见面后，由司令部参谋苏荣专门负责看管。
苏荣与杜聿明“套近乎”，从他的黄埔同学陈赓谈起，逐渐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
苏荣回忆说：杜聿明说他这次失败得这样惨，没有想到。
当苏荣提到粟裕，指出杜聿明之所以失败，除了其他因素外，还有一条致命的原因，就是碰到了粟裕时，杜聿明才清楚自己真正的对手是谁。
他说：“我对粟裕早有耳闻，也研究过，只是没有交过手。这次交手后我们败得很惨，不得不佩服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还说：“粟裕指挥灵活，有远见。粟裕的战略战术我非常敬佩，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他领先一步，抢先在我们前面，等到我们想到的时候已来不及并已经被包围了，这次突围也是这样的。”
粟裕后来也谈到了杜聿明，他说：“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天下英雄谁敌手？杜聿明与林彪、粟裕对阵的过程与结果，粟裕显然技高一筹。而自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