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

彭定康是英国自1843年在香港设立总督以来的最后一任港督。自香港回归后，彭定康也曾多次来港，其不仅公开与各路反对派势力会面，更毫不避讳发表有违身份的不当言论。彭定康如何对香港问题指手画脚？与香港政改又有哪些往事？将目光回溯到历史之中，看看彭定康上台后制定政改方案到最终寂寞撤退的过程。

邓小平对香港回归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局面做过5种预测

1992年12月份一些香港媒体消息说，对香港人关注的九七能否平稳过渡的问题，不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邓小平也亲自过问，并和中共高层一起作了统一部署。权威人士说，大家知道，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原则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邓小平尤其希望在香港首先付诸实践，但是，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到1997年7月1日期间，香港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因素，他十分关心。1984年10月，他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就指出∶“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但是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要说变，人们议论的总是北京方面政策会不会变，没有想到其他方面会不会发生变。”

1984年7月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他又提出希望不要出现影响香港平稳过渡的五种情况，其中第五是∶“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991年他又指出，香港后过渡时期的重要问题是防止英国人出坏点子，搞小动作，把一个个大包袱留给特区政府。英伦突然换督，彭定康上台的所作所为，证明了邓小平的预见。

1984年7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我方严正抗议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本质是英国妄想改变《基本法》

对于彭定康上台后的政制改革方案，最初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完全是彭定康个人一手设计出来的，但是，敏感的香港舆论界，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中国人，在换督时，就看出了政改的背后其实是英国对香港以及对中国政策改变的蛛丝马迹。这次引起纷争的政改问题，是英国在1997年后，从香港“光荣撤退”的种种部署之一。在政治上，英国要向香港人及世人展示，英国是如何为香港争取民主。在经济上，英国抛出兴建新机场的玫瑰园计划，一方面惠及英商工程顾问公司，帮助英国纾缓国内严重的经济及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基建大计划是显示英方要送给香港人“自埃及妖后以来最大的嫁妆”的慷慨和仁慈。

中方对于英方在香港政制上突然另搞一套，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中方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警告说，必要时中方将会“另起炉灶”，使英方计谋不能得逞。在彭定康施政报告发表当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透过接受中通社访问，指出它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与《基本法》不衔接。“九五选举的问题，关系到平稳过渡，理应由中英双方经过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来公布。现在英方无视中方以严肃态度提出的意见，仍然以所谓‘建议’的形式单方面予以公布，这是极不负责，也是极不慎重的。由此而引起的公开争论，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在过渡期内英国负责香港人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在过渡期内，如果对香港的政治体制作重大改动，从而引起以行政为主导的行政管治能力的削弱，是有违联合声明的。”

李光耀和香港知名人士同时指出“施政报告”不切实际，不负责任

彭定康施政报告发表不久，香港新闻媒体发表一篇题为《政客不是政治家》的文章，文章说，“彭定康先生走马上任途中，访问了新加坡、拜会了新加坡的政治家、前总统李光耀。拜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李光耀办公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而言之，李光耀认为，评定彭定康就任港督一职政绩如何的标准，是彭在香港实施的政策在九七交接以后能否继续下去。这令人想起∶英国撤离新加坡这个前英属殖民地前，将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搞得一团糟”。

李光耀(左)、徐四民（右）同时指出“施政报告”不切实际，不负责任

作者“心中冒起一丝疑虑，莫非英国准备在香港故技重施？否则的话，一次普通的私人拜会以后，李光耀先生怎么会异乎寻常地发表一个如此意味深长的声明呢？

“听其言、观其行，彭定康的‘行’来了，推出了他的施政报告。有人说这是彭定康的‘五年大计’，也有人说，这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的‘五十年大计’、‘百年大计’！施政报告推出伊始，香港这个原本是商人忙于从商、工人忙于打工、大家忙于钱（请记住正是这些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和安定），恒生指数节节上升的社会，引发了争论，而这些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试问，倘若该施政报告付诸实施之时，香港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还能繁荣吗？还称得上安定吗？九七年时还能平稳地过渡吗？”

香港知名人士徐四民撰文指出，彭定康莅港担当末任港督，只不过是“看守政府”的最高领导，在香港也只有4年8个月的寿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的力量无可抗拒的。他的“施政报告”不切实际，不负责任。他对未来四年多，及1997年后所开的“民主空头”支票，是无法兑现的。到时他已坐了“慕莲夫人号”的轮船回到英国。留下来的是香港的中国人去打大陆的中国人。这种伎俩是英国政客，在每一个殖民地撤退时运用过的，今天看来并不陌生。

李光耀办公室的声明，发人省思；徐四民的文章，利刃见血。两位大家所见何其相似，使世人猛醒。

柯利达、麦理浩等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家：我们在伤害香港利益

英国人在统治香港一百几十年中，从来都是压制香港人要求民主，而在最后几年忽然十分热心让香港的中国人“民主”起来，尤其关心香港九七年以后的“民主”，这就难免使人怀疑他们究竟用心何在？真是关心中国人民主不民主么？这与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英国人有何关系？无非是想达到没有英国人的英国人统治的目的罢了。

谙悉中国和香港情况的柯利达、麦理浩、卫奕信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家都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他们都公开说∶我们违反了协议，回到原处吧，我们在伤害香港的利益。

柯利达、麦理浩、卫奕信（从左至右）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家

对历史事实不甚了解，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给予彭定康教训

正当英国政府和彭定康尽力推行其政改方案之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出版了。这本回忆录，应该说给了彭定康一个不小的教训。

经过努力，中英双方又走到谈判桌上。到彭定康施政报告一年后的1993年10月，中英就香港九五选举安排举行的会谈已经到了第14轮。双方均表示了令谈判由“十字路口”转向“高速公路”的良好意愿。英国谈判代表表示，英方会尽力采取认真、积极的举动；中方谈判代表明确指出，只要从双方原先商定的“三符合”原则出发，便不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中方坚守“三符合”，英方却多番批评中方灵活性不足。对此，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指出，中方最初是要求彭定康“撤销方案”才谈判，后来，中方为了促成磋商，恢复合作，并没有坚持这一要求。但明确说明恢复磋商不是以彭定康的方案为讨论的基础，而是中英双方商定的三条原则。平心而论，逼迫中方从“三符合”的基础上退却，无异于要中方背弃历史、背弃国际协议，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在这时出版，轰动英国政坛，震撼保守党。人们有理由相信，唐宁街有关香港的“私房话”，难以宣之于笔端的密谋，远不止回忆录所载内容。但就铁娘子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鳞半爪，已足以使英国现政府和彭定康猛醒。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毫不讳言，1982年访华时，“我们的谈判目标，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作交换，使英国对（香港）整个殖民地延续治权。”今天看来，这不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时的“目标”，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仍在追求的“目标”。人们注意到，撒切尔夫人在订下她的“目标”时，是不存在“港人”的概念的，更不要说什么“民主”了。撒切尔夫人1982年访问北京后，清楚了解到中国会接受什么和不接受什么，并能审时度势，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想法，与中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此举体现出一位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政治智慧。

其后中英双方一直能互谅互信，中方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多次与英方磋商，并采纳了不少意见。到1990年正式颁布之时，英方亦表示这是一部值得向港人推荐的好的《基本法》。撒切尔夫人在书中谈及《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关系时，称赞联合声明是一个明确、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对1997年后香港的各项安排可以稳定港人的信心，而且，协议中有的条款规定协议内容需写入《基本法》，而《基本法》是1997后香港的宪法。

照理说，由于有了中英第一次谈判所确定的原则及基础，后来的中英谈判应有更高的效率才是。但出人意料的是，英方不仅没有汲取撒切尔夫人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在撤出香港前推行一套背弃“三符合”的政改方案，借此与中国相抗衡。采取这一策略的结果，便是导致会谈延宕了半年，仍徘徊于“十字路口”。显然，彭定康对过往的历史事实不甚了了，也没有认真去了解，才作出了与中方对抗之举。

1982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谈

损害在港英商的利益，彭定康所言“合作”实则口合心不合

当时英资公司在香港的投资已达约1.2万亿港元，每年光利润就是1200亿港元。中国人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充分理解英国人要在香港”光荣撤退”，要维护英商的利益，所以，才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签订《联合声明》，制定《基本法》，达成一系列谅解。英国的利益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果抛开了这两个文件，另搞一套，英国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因此，任何在香港制造麻烦、制造动乱的行为都将要损害英国的利益，损害广大英商的利益。

香港著名评论家古星辉先生曾这样分析∶“英国交还香港，如果用友好的方式，既可以光荣撤退，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又可以得到长远的经济利益；如果用‘拆烂污’手法，令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时，碰到许多困难，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对抗和捣乱，最后使香港受到了一些损失。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人民和香港同胞还会送钱入英国人的腰包吗？”

但是，做为政改方案倡导者的彭定康，在香港呆了几年，尚未“看破红尘”，仍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香港，死抱住既定方针不变，对抗如旧，制造麻烦如昔。继单方面制定《政改方案》，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所谓“民选”的立法局，干扰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行动之后，彭定康又单方面制定了所谓《人权法条例》妄想凌驾于《基本法》之上。

到了1996年下半年，虽然从英廷到彭定康，都在讲“合作”，但实际上是口合心不合，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一是不愿“还政于中”，搞所谓“还政于港”，包括一些政府档案、资产等，英方总想直接交给特区。二是英方对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表现了过分的兴趣，甚至要求“共同选人”，想安插代理人，延续殖民统治影响。这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因此遭到断然拒绝。三是反对成立临时立法会，妄想根据英国殖民地宪制《英皇制诰》《皇室训令》所产生的立法局，硬加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架空中国政府在香港有效的恢复行政主权。四是港英利用最后的管治期，大幅修改法例，削弱治安权力，为特区立法，给特区政府管治制造麻烦。五是利用临走前的管治权力，牢牢操控传媒，继续施展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华”宣传，造谣中伤，制造“回归恐怖”效应。并且有计划地分化港人，对一些人大肆吹捧，笼络以高官厚禄，吹捧为政治明星。还奉送外国护照，为其“反华”、“反收回”壮胆。对另一些人则诽谤中伤，甚至扬言要抛“黑材料”，加以恐吓。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彭定康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了在港英商的利益，所以英国商人已经不满保守党的政策，因而减少了对保守党的支持。英国国会补选，保守党接连失败，彭定康也知道自己的宦途充满荆棘，既无暇为英商考虑太多，也不会为国家利益费心思，更不会再为梅杰的继任人行个方便，将继续照他的原本安排干到底。

董建华以80%支持率获选，港人首次“公正、公平、公开”推选行政长官

针对彭定康的不合作态度，中国一方面表明自己遵循《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严肃立场，一方面积极为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按部就班地工作。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特区400人的推选委员会成立，60人的临时立法会成立。1996年12月1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80％的支持率选出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港人以“公正、公平、公开”方式推选行政长官。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它标志着香港回归后即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12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对董建华的任命。12月1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李鹏和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了董建华。江泽民向董建华表示，中央不会干预属于香港特区范围内的事务；特区有困难，中央会帮助，请董建华放心。这是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诚意和决心。

1997年6月30日下午，降旗仪式结束后彭定康（右）手捧英国国旗

之后，刚来港时踌躇满志的彭定康，上镜“曝光”日渐稀落，而且偶有现身，也是满脸落寞之状。1997年6月30日下午14点整，彭定康终于依依不舍地离开他居住了5年的总督府。英国国旗在总督府正门悄然降下，彭定康从卫兵手中接过了降下的国旗。这位末代总督携妻女踏上了一辆丹拿豪华桥车，凄然驶离总督府，直奔维多利亚湾，登上一艘早已停靠在码头的舰船，在浓重夜色中驶离香港。

（节选自原新华社驻香港记者张连兴所著《香港二十八总督》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