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荣升

常乾坤是共和国空军的缔造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党我军的航空事业作出了独特而非凡的贡献。历任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受组织委派在苏联学习12年的航空知识，精通俄语，是我军首批系统掌握航空理论知识的飞行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壮志在胸——黄埔军校走出的我军首批飞行员

常乾坤于1904年生于晋南王屋山下的一个小山村，自幼聪慧好学，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县城高等小学，18岁时考入阎锡山主办的初级军官学校——太原学兵团。五四运动爆发后，常乾坤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他开始接触进步主义和革命思想，认真思考积贫积弱的中国的未来道路。他积极投身太原学生罢课运动，声援五卅运动遇难者，革命大潮让他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在共产党员范洪亮、曹汝谦的影响下，他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决心到革命形势高涨的广州去寻找人生方向。

常乾坤和同学抵达广州时，正赶上黄埔军校招收第三期学员。1924年12月，他凭借在太原学兵团的学习经历，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就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学期被分配到炮兵队学习。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潮，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影响很大，常乾坤得以在思想上进一步向组织靠拢。这年7月，经身边的党员同学介绍，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了矢志不渝追随革命的道路。常乾坤还根据我党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这是我党在当时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国共合作模式。

黄埔军校当时的学制并不固定，短则半年，常为一年。黄埔三期学制为一年，教学设置上军事与政治并重。军事方面采取苏军教材，主要由苏联顾问教授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等五大课程体系。政治课主要由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讲授，主干课程包括《中国国民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常乾坤对政治课程十分感兴趣，他听课认真，发言积极，对一些理论问题理解较为透彻。

◆常乾坤

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党组织决定选派他进入孙中山成立的广东航空学校学习，他也由此与航空领域结下了终生之缘。当时，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顺应世界潮流，大力倡导“航空救国”，希望借助现代工业来振兴中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开办航校是他践行这一理念的重要举措之一。常乾坤对当时中国的落后面貌感触颇深，对这一理念深为赞同，为此不遗余力地刻苦学习。由于他悟性好，对航空理论知识理解快，在同学中威信较高，不仅担任区队长，还担任了党小组组长。航校第一期仅招收10名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1926年7月，国民政府派遣包括常乾坤在内的12名航校毕业生赴苏联深造。常乾坤首先被派往列宁格勒中级军事航空理论学校，一年后进入苏联空军飞行与领航学校学习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担任中尉领航员，其后升任准校领航主任。他完成任务出色，受到苏联空军的物质奖励。1932年12月，为进一步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深入学习研究航空理论，包括飞行原理、航空发动机设计及构造等专业理论知识，他的毕业设计就是一架侦察机和一台航空发动机。这一时期是他系统掌握航空知识的黄金时期，为他日后为我党我军航空事业建功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苏联学习期间，他还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理论著作，进一步坚定了献身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毕业后，他获得了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在苏联学习期间，他的俄语进步很快，不仅可以熟练运用俄语与苏联同行交流深奥的航空专业知识，还可以流利地充当俄文翻译。

重任在肩——受命组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性抗战正式开始。远在苏联求学的常乾坤焦急万分，急切要求利用所学技术回国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卫国战争。为此，他多次到共产国际总部找中共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1938年9月，常乾坤来不及参加茹科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踏上回国征途。

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有落差，回国后他未能立刻投入战斗，而是滞留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由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阻挠，他没能当上航空队教官。苦闷之余，他决定发挥自己在航空理论方面的长处，为来自延安的学员讲授相关知识。他还借助俄文优势，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空中领航学》等教材，深入浅出地为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学员进行讲解辅导。经他辅导的不少学员，日后成为人民空军的骨干力量。在新疆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虽然没能实现投身报国的热切愿望，但以间接方式为党和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日后回忆说：“我当时虽然有些局促不安，有些后悔丧气，但我知道这是革命所处的整个环境造成的。个人应该服从革命利益。所以我还是积极工作，夜以继日地研究航空理论和编译书籍。”这段时期对他而言也是人生思考和思想沉淀的时期，他系统学习了不少理论书籍，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中国近代革命史、联共党史等。他逐渐认识到，革命的道路曲折漫长，但只要坚定信念、坚持斗争，正义就一定能战胜邪恶，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1940年12月，常乾坤和王弼等一行从苏联归国的学员，终于从新疆回到了盼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常乾坤的想法是立即组建一所航空学校，为我军培养储备航空骨干。但是，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根据地没有财力筹措开办航校所需的教学设备和器材。常乾坤没有放弃，转而建议成立一所预科学校，先从培训航空理论开始，一旦条件具备，就可以把学员迅速转变为空军骨干力量。这个建议立足长远，也符合当下实际，中央当即同意并批准筹建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他被任命为教务主任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常乾坤以极大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因为这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1941年4月，工程学校正式开课，他除了负责整个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授代数和俄文。这批学员共六七十人，后来成为人民空军的“黄埔一期”，培养出了包括军区空军司令、副司令、军长、部长、战斗英雄等不少骨干力量。10月，中央根据形势和任务变化，将工程学校和抗大三分校合并为军事学院，朱德总司令兼任院长，叶剑英任副院长，下辖三个大队，常乾坤被任命为第三大队大队长，负责教授俄文。1942年夏，军事学院迁往绥德，常乾坤所在的第三大队调整为总参谋部俄文学校，他被任命为编译处处长，负责教材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这时的常乾坤在俄文方面已有很深造诣，苏联专家说他的水平超过了普通苏联人，朱德会见苏联客人时也总是指定他担任翻译。两年后，军委又调任他到军委总参谋部担任高级参谋和航空组副组长，从事中央对外联络中的翻译工作。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审时度势，认为开办航校条件已经成熟，遂任命常乾坤等人赴东北组建航校，为我党我军培养航空人才。中央决定在东北开办航校是有原因的，因为东北一向工业发达，日本投降后又在这里遗留了机场、飞机和大量的航空器材，急需专门人才来管理和使用。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接见常乾坤、王弼等人，就创办航校事宜作出了具体指示。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人也亲自赶来送行。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面对首长们的嘱托和殷殷期盼，常乾坤心潮澎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办好这所学校，以不辜负首长们的厚望。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成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

1946年3月1日，我党和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一开始由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后方司令部政治委员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常乾坤任副校长。5月，朱瑞、吴溉之不再兼任航校领导职务，改由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任政治委员。

◆1946年东北老航校校长常乾坤（空军第一任副司令员开国中将）和教育长蔡云翔在一起。

航校成立后面临诸多困难，但常乾坤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革命豪情，带领校领导班子逐一克服解决。为了解决缺少训练设备和器材的问题，他冒着天寒地冻，带领大家用肩扛人抬的方式抢运日军投降后遗留下来的航行设备和器材，以免其落入国民党手中。经过努力，总算利用捡回来的各种零部件，修理装配了各型日机数十架，大致能够满足日常教学和训练之用。但就是这些破旧飞机，也经常遭到国民党军的袭扰破坏，航校为此不得不多次搬家，从最初的通化先后搬迁到牡丹江、东安、长春等地。1946年4月20日，国民党空军派出15架轰炸机突袭通化，航校飞机遭到轰炸，导致7架受损，并造成人员伤亡。看着千辛万苦装配好的飞机被炸得七零八落，常乾坤心疼得掉下了眼泪。为避免进一步损失，他指挥人员抢修飞机并组织转场至牡丹江。当年11月，国民党空军又尾随而至，常乾坤不得不带领航校再次转场至东安，使得我军极为有限的空中力量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得以保存下来。为解决航空油料短缺问题，常乾坤带领技术人员集思广益，成功试验出了替代性酒精燃料。

除了器材，还需要解决航校的技术骨干问题。在这方面，投降日军发挥了核心作用。关东军被苏军打垮后，其驻扎于凤凰城附近的第四练成飞行大队被我军收编，日军300余人被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共有飞行员17人、机务人员96人、其他各类保障人员180余人，这些人经过我党改造和教育成了航校技术骨干。1947年2月，驾驶轰炸机飞往解放区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从延安抵达东安后被任命为航校副校长，进一步充实了航校教学力量。

有了器材和人才，接下来要解决飞行员训练的问题。按照一般飞行规律，飞行员应先飞初级教练机，然后是中级教练机，最后是高级教练机。但由于当时仅有的初级教练机存在严重故障，而其中一架又在训练中发生了事故，常乾坤毅然决定打破常规，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有人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飞得高，摔得重”，但常乾坤认为，只要增加地面练习时间和带飞次数，科学实训，直接上高级教练机并非不可行。在他的亲自组织下，学员吴元第一个单飞成功，从而开辟了飞行员培养的新途径。

1947年10月，航校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刘亚楼兼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常乾坤改任副校长。对此，常乾坤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一心一意干好分管的工作。这所他辛苦建立起来的学校，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东北老航校”，成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1949年3月8日，常乾坤等航校领导到西柏坡向中央领导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雏鹰展翅——指挥空军受阅编队飞越天安门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人力组建中央军委航空局，以指导我军各部队接收解放区的机场、设备、器材等工作。航空局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在空军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实际上代行了空军职能。常乾坤被任命为局长，他在航校的老搭档王弼被任命为政治委员。航空局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组织空军参加开国大典阅兵活动。

刚刚解放后的北京，安全形势复杂，尤其是时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扰。空军能否在保证首都安全的前提下参加阅兵，谁也没有把握。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专门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商讨阅兵事宜。聂荣臻在会上问常乾坤：“能不能组织飞机编队通过天安门？”尽管当时的空军十分弱小，但在开国大典这么重大的场合，怎能没有空军的身影？想到这里，常乾坤响亮地回答：“能！空军一定要参加。我们要毛主席、朱总司令看到人民空军的力量！”聂荣臻很高兴，让他赶快准备相关事宜。

领受任务后，常乾坤连夜召集华北军区航空处和飞行中队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参阅机型、编队序列和训练计划等问题，最终决定抽调各型飞机五类17架，包括9架P-51战斗机，2架“蚊”式轰炸机，3架C-46运输机，1架L-5通信联络机和2架PT-19教练机。这些东拼西凑的飞机都是国民党空军购买的洋货，少部分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投诚过来的，多数是在战场上缴获的。这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寒碜，但在当时，其意义非同寻常。后来出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国家，为什么开国大典要组织受阅飞行？一个是对敌人的威慑，一个是对人民的鼓舞。”常乾坤能够摒弃消极保安全的意识，力主新生的空军参加阅兵，说明他具有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空军的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致敬。

常乾坤还带领所属人员制定了为期20天的飞行训练计划，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北京南苑机场立即投入紧张训练。为确保受阅成功，常乾坤经请示中央批准，在正式阅兵前专门组织各型参阅飞机三次飞越天安门，较为准确地掌握了受阅航线、地物地标和各分队间隔时间等要素。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35分，在万众瞩目之下，由17架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编队由东向西分层次进入受阅航线，呈纵队依次飞越天安门。当最后通过的3架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全队推拉机头3次，代表人民空军向开国大典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致敬！

参加典礼的人群欢声雷动，为新中国能够拥有一支英雄的空军部队而自豪。常乾坤更是激动得老泪纵横！盼望多少年了，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怎能不激动万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观礼台上向空中编队挥手致意。在当晚的宴会上，朱德总司令对受阅部队给予高度评价并特意向参阅飞行员敬酒，夸赞他们“飞得好”，让他这个总司令成了“真正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

为随时准备应对国民党空军的可能袭扰，此次阅兵还打破常规实施带弹飞行。所谓带弹飞行，就是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能够在飞行中上膛，一旦出现敌情可立即投入战斗。换言之，参加阅兵的空军编队同时担负战斗值班任务。当时国民党虽已从大陆溃逃台湾，但其空军仍可从台湾和其控制的舟山群岛窜犯北京。事实上，国民党当局的确制定了在开国大典上空袭北京的计划，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

开国大典之后，中央决定正式组建空军。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常乾坤任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主抓空军军事训练工作。他接到任命状时尚在东北老航校，但激动心情难以言表。他当即给刘亚楼复电：“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常乾坤说到做到，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训练方针，使空军军事训练逐渐步入正轨，训练质量稳步提高。在他领导下，空军又先后组建了7所航校，并成立了空军混成第四旅。到建国两周年时，空军已基本搭建起比较完备的军种架构和作战体系，初步形成了保卫国土全域的作战能力，基本上遏制了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肆意袭扰。195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国庆受阅部队代表时说：“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反动派如此欺侮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现在我们有了空军了！有了空军就好了！”

笑傲九天——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空军的威风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战中锻炼部队，一直是我军在险恶战争环境中发展壮大、战胜强敌的制胜法宝之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毅然决定派遣空军参战。遵照中央指示，常乾坤等空军领导迅速组织刚刚组建的空军部队入朝轮战，先后派出10个歼击师和2个轰炸师入朝作战。当时，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有各型作战飞机1200余架，而我人民空军作战飞机不足200架，飞行员不足200人。我们的飞行员飞行时间少则几十小时，多则200小时，而美军飞行员一般都在1000小时以上，一些还是二战时期的老飞行员。面对强敌，中央和空军领导毅然决定大胆调整建军方针，确立了空军“边打边建”“在战斗中成长”的指导思想和建军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十分清楚我人民空军与作战对手的巨大差距，故没有对空军部队提出过高要求。他专门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1951年3月30日，常乾坤被任命为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副司令，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这是一项攸关战争全局的艰巨任务，它关系到中朝联军能否掌握三八线以北制空权的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十分严肃地告诉常乾坤：“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丝毫不敢怠慢，立即带领所属人员投入紧张工作之中，在短期内修好了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彭德怀得知后高兴地说：“常乾坤是老革命，怎么会怕杀头？但是，完不成任务被杀头，他是不会干的！”

◆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5。

常乾坤没有让党中央和人民失望，他指挥和训练的空军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共击落击伤敌机425架（其中击落330多架），美军“王牌”“双料王牌”飞行员的神话纷纷破产，涌现出王海、刘玉堤等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创下世界空战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毛泽东夸奖说，我们的空军是“一鸣惊人，一鸣惊世界”。当时，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当然，能让美国惊恐的，除了中国空军的大无畏精神，秘密入朝参战的苏联空军也是功不可没的。在常乾坤等空军领导的组织指挥下，入朝作战的我空军部队还充分发扬战争智慧，把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传统陆战原则运用于空战，创造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发展完善了空军战役战术理论。我空军入朝作战的直接效果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再不敢对三八线以北轻举妄动。经过战争磨练，人民空军还实现了由单机种作战发展到多机种协同作战，由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向昼间较为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的转变。

◆1953年常乾坤陪同毛泽东观看空军航校教学模型展览。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国防工业，更不能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造出属于中国的飞机，一直是常乾坤的梦想。1953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担任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除了重点负责航校建设，常乾坤还一直关注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发展。在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我国航空工业在建国后不断取得进展，由以往的修理转为制造，再由仿造转为自行研制。1954年7月，经过广大科研工作者不懈努力，我国成功仿制出以苏联雅克-18为原型的教练机“初教-5”，这是新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架飞机。毛泽东兴奋不已：“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作为空军事业的开拓者，常乾坤更是激动得夜不能寐。在担任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他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歼-5”“运-5”“直-5”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究工作。“歼-5”的研制成功真正让中国具备了独立自主的防空能力，列装后先后击落窜犯大陆的国民党美制飞机9架，并在夜间击落了一架P-2V型低空侦察机。

195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成立，常乾坤兼任副院长，其后又兼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治委员并担任空军军事科学院研究部部长等职。由于积劳成疾，1973年初他突发重病，5月20日不幸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为我党和我军航空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去世前还在关注“歼-８”飞机的定型试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