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特别是不能忘了老区。

革命老区为什么穷?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仅仅只是地理因素，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老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比如，青壮年人口的“断代性”牺牲。

且看当年红军长征后的苏区命运，这是一段让今天的中国人脱帽肃立致敬的历史。

这是2004年7月24日拍摄的红安县七里坪镇著名的“红军街”——长胜街，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湖北红安与麻城紧密相连，位于大别山南麓，红安和麻城是著名的“将军县”，也都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新华社记者郝同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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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讲一讲王进臣的故事。

《六安红军与长征》一书，有一段王进臣的口述史，非常传奇，堪称一部大片，浓缩了红军长征后苏区的残酷、反抗与温暖。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西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安徽金寨县突围，在河南罗山县集结开始长征，他们成为继当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后的第二支长征队伍。跟中央苏区一样，大别山也有部分红军队伍留了下来，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们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

王进臣是安徽舒城胡家老庄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下来在老家的地下交通站从事秘密工作。

有个故事，各种反转，惊心动魄：某天，游击队负责人来交通站找王进臣，被反动保长的密探打听到了，马上去报告给了保长，保长连夜布置要端掉交通站。殊不知，保长家里的帮工，是地下交通站的耳目，消息传出来后，地下党决定先下手为强。这天晚上，保长到前保长家里打麻将，前保长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人员，他用上厕所的时间把消息传出来，游击队遂把前保长家团团围住，并从外到里撒下五道岗哨，保长见势不妙，立马逃命，他的逃命能力不弱，一口气逃过三道岗，在第四道岗的时候，毙命。

更传奇的故事，是王进臣三进安菜山。

1934年初冬，他受命到舒城安菜山与驻守在那里的红八十二师建立联系。莽莽大别山，天寒地冻，王进臣扮作到山里收购木炭的小贩，在路上，先是碰到国民党的二十五路军，接下来又碰上国民党十一路军，都是对大别山苏区进行“清剿”的部队，他小心避开，一直走到第三天，才到达安菜山，但是，红八十二师不久前已撤离了。

怎么办?王进臣决心完成任务，找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打听红军下落。他从炭贩子变身为收山货的商客，借宿在一个姓冯的老奶奶家里，每天走村串户，寻找地下党组织，但一无所获。后来才知道：在白色恐怖下，安菜山党组织在春季就停止了活动。王进臣正愁眉不展时，危险降临：由国民党十一路军和地方民团组成的“清剿团”来了，见到陌生人就抓。冯奶奶很善良，对红军也有感情，隐约猜出了王进臣的身份，便把他藏到了一个山洞里。山洞很隐蔽，安全没问题，但吃饭是大问题，前两天，冯奶奶还送点玉米粑粑来，但后来再也不见她来了。

饥寒交迫的王进臣陷入了绝境，他偶然发现洞外两只松鼠蹿过，于是跟踪过去，在一堆刺蓬下面，居然发现了一棵杨桃树，上面还残余了不少杨桃。这堆果实，让他熬过了大雪封山的日子。下山后，他去找冯奶奶，才发现冯奶奶的两间草房，已被“清剿队”烧掉，冯奶奶也遇难了。他继续打探红军消息，获知一些信息后，又化身为收购鹅毛的小贩，翻山涉河，偶遇了一个和尚，原来是老家的旧相识，因为参加农协“染红”，红军长征后逃离家乡，在钝斧庵“出家”了。和尚告诉王进臣：他的师傅、安菜山香炉庵的冯老和尚，对山里情况很熟悉。王进臣返回地下交通站，把相关情况做了汇报。

几个月后的春天，王进臣再次奉命到安菜山继续打听红军下落。这次化身为朝山拜佛的香客，来到了香炉庵，见到了冯老和尚，但后者也不知道红军去向。王进臣正懊丧间，冯老和尚提供了新的信息：有个叫“三姑娘”的，可能是红军的人。在佛殿，王进臣见到了“三姑娘”，一个双眼明亮的年轻女子，但“三姑娘”很谨慎。在她出庵下山后，王进臣跟上去，亮出了接头暗号，终于接上头了!但“三姑娘”说：红八十二师离开安菜山后，她也在找队伍……

王进臣再一次到安菜山，是1935年秋天，他受命去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发展游击武装，建立根据地。他和“三姑娘”并肩战斗，把包括冯老和尚在内的多人发展成为党员，活动地点就是香炉庵。在支部成立大会的最后，“三姑娘”压低嗓子，给大家唱了《八月里桂花香》和《红军到金寨》等歌曲，然后大家摸黑下山。游击武装很快组建起来了，处决反动保长，打得“清剿队”晚上只敢龟缩在碉堡里，惊叹说：“‘三姑娘’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妖精!”

抗战爆发后，王进臣参加了新四军。

2

万永达是湖北麻城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小小年纪就给人当童养媳，1928年，她21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当上了乡苏维埃主席。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大别山后，她留下来做地下工作，成为敌人抓捕的对象。《麻城县志》记载：1933年10月，有8个月身孕的万永达被清乡团围困在万字山，三天三夜水米未沾，经上山砍樵的老百姓多方掩护脱离虎口。她还是牺牲了：1934年1月16日，腊月初二，潜回家中生孩子的万永达，因叛徒告密被捕。敌人破门而入前，她匆忙把一份地下党员名单锁起藏好，敌人没有搜出名单，当着她的面摔死了她的孩子，又把她捆在树上，残忍杀害。乡亲们将她埋葬在附近山上。上世纪70年代，人们将万永达的遗骸迁到烈士墓，才发现遗骨中，竟然夹杂着一把生锈的小钥匙——被捕前，她紧急把钥匙吞了下去……

万永达是麻城12538名登记在册烈士中的一个，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姓名来。据当地统计：麻城共有76300人先后参加了红军，有7260余人参加了长征，有14.3万人死难，其中相当数量，死于红军长征之后国民党军队与地方民团对苏区残酷的“清剿”。

今天再读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与各个苏区遭受“清剿”的史料，有椎心泣血之感，那真是用鲜血浸泡的黑暗一页，也是国民党历史上极其不光彩的一幕。

蒋介石要求对江西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国民党军的《剿匪报告》中如是写道，“清剿区”内，“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边区采访，当来自湖北大悟县的徐海东告诉他，自己家族有66人被杀，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埃德加·斯诺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失声问：“什么?”

徐海东告诉他：是的，66人。

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徐海东（资料照片）。

徐海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当地人一度不敢姓徐。1949年10月，徐海东自己掏钱，在家乡湖北大悟新城镇江冲村建起了“徐海东亲属烈士墓”，有其伯父徐有义、四哥徐元海、五哥徐元波，堂兄徐元大、元洪、元典、元兴、元庆，侄儿徐文初、文治、文阶、文庭、文朗、文雄、少东等人。

此时，家乡已经没有跟徐海东同辈的老人了……

3

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的黄田坑村中，一小队红军被国民党军包围，掩护战士后撤的指挥官右腿、左腿先后中弹，双腿跪地，向潮水般涌上来的敌人不断射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国民党军获悉他的身份后，欣喜若狂：

他是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时任红军独立师师长，时年30岁。

毛泽覃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一年之后的1936年5月14日，又一位红军将星陨落在大别山：时任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令人欷歔的是，牺牲前，方永乐刚被错误打成“第三党”，被解除职务下了枪。当他们在河南商城与湖北麻城界处的雾露塘地区与敌人猝然相遇时，方永乐习惯性地又开始指挥战斗，他要回了枪和望远镜，带领部队从上午九时一直打到下午三时，掩护主力撤退，激战中，他被敌人狙击手击中胸部，旋即牺牲。

许多年后，方永乐当年的部下，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将军，他们谈起方永乐来，热泪长流：他牺牲时年仅20岁，没有结婚，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人们只能比照他弟弟的模样，给他画了一张素描……

毛泽覃、方永乐，都是牺牲在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高级干部，这期间先后牺牲的烈士名单，很长，很长，很长：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堪称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最为艰难的三年时间。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他把这些没有参加长征、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红军部队称为“死亡军团”。

在敌人残酷的封锁与围捕之下，红军游击队只能隐藏在深山老林中，风餐露宿，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换几个地方，常常与死亡擦肩而过。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时说：“我们像野兽一样地生活。”

他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描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三更长……”

在《赣南游击词》中，陈毅还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这是真情实感。如果没有人民支持，这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怎么可能坚持下来?

敌人采取各种办法，封山封坑、移民并村，想阻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但群众利用初一、十五开禁日上山打柴的机会，带些粮食、盐、咸鱼和报纸、情报，在深山里到处丢，让游击队去拾。靠近大山的村子，敌人来搜山搜村时，群众就在山内山外、村内村外、墙头、树梢、窗口等地方做暗号，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及时避开了……

读红军长征后苏区的历史，有一个细节，尤为令人动容：

一些红军重伤员不能随主力部队长征，分散在各个野战医院，缺医少药，处境艰难。苏区群众听说后，纷纷跑到医院，没儿子的认领儿子，没女婿的认女婿，背的背，驮的驮，抬的抬，接到各自家中……他们的儿子、女婿，踏上了长征路，或者，已经牺牲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这些红军伤员，就是他们的儿子、女婿。

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4

今天，在江西革命老区，还能听到经典歌曲《十送红军》。歌声哀婉而又激越，铭记着伟大长征，铭记着生离死别，铭记着人心向背。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晚开始至20日晚，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于都县城的东门渡口、南门渡口、西门塔脚下渡口、梓山镇的山峰坝渡口、罗坳镇的孟口渡口、鲤鱼渡口、石尾渡口、靖石乡的渔翁埠渡口先后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于都河沿岸群众卸掉自家门板，甚至拆掉给老人准备的棺木，协助红军在近70华里的河段上，仅用不到4天时间，就突击架起5座临时浮桥。为了不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目标，军民们每天下午4时开始架桥，晚上8时架通供部队过河，次日凌晨再拆除，不留任何痕迹。5个渡口的浮桥反复拆搭足有15次之多。堪称奇迹!

红军长征后，多少父老乡亲在等待他们回来，尤其是一些送丈夫踏上漫漫长征路的青年妇女，苦苦等了一生，却不知道她们的丈夫，已经倒在长征路上……这样的“盼夫”故事，坚贞的爱情守望者，让今人泪眼婆娑。

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军长征后，

当地也流传着一首歌谣《盼红军》：

自从来了“刮民党”，劳动人民遭了殃，

奸淫烧杀抓壮丁，无数穷人把命丧。

白天盼太阳，夜晚盼月亮，

盼望红军快回来，工农群众得解放。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今天读这些文字，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年的苏区群众，为了支持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送子送婿参军，处贫瘠之地，却竭尽财力支撑红军前线作战，“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红军，中国共产党，到底有什么“魔力”?

这个答案，很长很长，如果一言以蔽之：红军，中国共产党，视革命理想大于天，要为中国人创造一个新中国。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一时大加吹嘘，为应付记者采访，甚至安排一人扮演被俘的共产党旅长。彩排时，胡宗南很不满意，亲自教这个演员：一定要口口声声把“国民党”说成“刮民党”。令他懊丧的是，即使给延安老百姓钱财，但延安人照样不说共产党坏话。

最耐人寻味的是蒋介石的延安之行，当年8月7日，蒋介石乘着美龄号专机飞临延安，翌日，在大群侍卫们严密保护下，来到枣园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前，看到一架纺线的纺车，问：毛泽东要这东西做什么?胡宗南回答：大军围困，延安物质匮乏，毛泽东亲自纺纱。

历史的答案，其实就在这架纺车上。

江西瑞金市红四军——柏地战斗战场遗址附近的民居。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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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1949年8月23日，第四野战军解放瑞金。

2018年7月29日，瑞金市正式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市序列。2019年5月7日，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别绝对贫困。

因为今天，历史回溯如此生动。因为历史，今天我们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