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六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回归祖国。山河已无恙，欢迎英雄烈士们回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黑土地上有两位老农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烟战场，他们隐姓埋名却又坚守着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恒！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战场上，惨烈的松骨峰阻击战硝烟散去。在清理战场整理烈士遗体时，意外发现有三个人还有微弱的呼吸，他们立即被送回后方抢救，历经数月反复，竟然奇迹般地都活了下来。
魏巍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先刊登于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
此时，他们的壮举已载入部队史册，他们的英名已随着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而被人们广为传颂和纪念。
然而，同样奇迹般地、像没有发生过英雄“死而复生”的事一样，三位“活烈士”痊愈后，回到了各自的家乡，默默地工作和生活着。漫漫三十五载过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传九在大连病故，遗物中的“革命军人证明书”“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战事经历，人们不禁肃然起敬，赞叹不已！然而，英雄已经不能述说自己的往事。
胡传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连队照片
依旧平静地又过了五年。1990年，一个偶然的“单纯”的想法和行为，导致三人中的另两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后“挖”了出来。
巧的是，他们都生活在黑龙江，而我当时是常驻黑龙江的新华社记者。我得知，他俩只知道自己活了下来，并不知道战友是否还有幸存者，因此两人虽在同一个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对方的信息。
我觉得应该尽一份心，便和同事蒋耀波张罗着把老人请到一起，让两位死而复生的战友重逢。得到消息，他俩是多么地激动和高兴，因为他们没想过这辈子还能活着见面！而我，目睹他们相见相拥的场面，倾听他们“超越死亡”的对话，心情同样也难以平静——这，成了我记者生涯一段珍贵的记忆。
过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后病故。作家魏巍也于2008年8月24日远行。这个令人敬仰的团队终于在天国真正地团圆了。
油画《松骨峰阻击战》
松骨峰阻击战来得很突然。
这支番号为志愿军某部三连的部队接到切断一支美军退路的任务后，昼夜强行军，当清晨赶到指定地点松骨峰时，运送逃敌的车队也恰恰抵达。眼看汽车就要从路上开过去，战士们急忙占领一个山岗奋起阻击。
汽车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敌军羊群式地一次次攻来，三次冲锋，都被战士们顽强击退。为了逃命，敌军调来了飞机，扔下的炸弹把山顶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弹的火焰把整个阵地都烧红了。
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决不会后退，他们打光了子弹，摔碎了枪把，带着身上、帽子上冒着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拥上来的敌人扑去，要让身上的火把敌人烧死……他们顽强地用生命拖住了敌人，为增援部队的赶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魏巍撰写的记载这段壮烈战事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刊出后，毛主席随即批示印发全军，此后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闯过鬼门关的两个战友，四十年后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时节，在哈尔滨，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院子里的绿树丛中，七十上下的两位老人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先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接着两个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透过涌上来的泪花，好好地看看我亲爱的战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里交谈
望着井玉琢满脸被汽油弹烧伤的疤斑、烧得不剩几颗的牙齿、只剩一小块的左耳和严重抽缩的左手，李玉安关切地询问老哥的身体。井玉琢笑着说：“不碍事，习惯了。”
“你怎么样？”井玉琢问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说：“我在医院昏迷了5个多月才活过来的，胸口中了弹，一直脓胸，憋得上不来气。党费了多大劲救我，4个人24小时轮流护理，一个人扒开嘴，一个人往里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顾亲爹亲妈还周到。后来又从东北转到武汉的部队医院动手术，共动了三次。要不，一百个李玉安也死过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南下过长江时就在一个连队。那些年，李玉安立过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后立功十一次，他还是“强渡长江英雄连”尖刀班的副班长。这些是我从部队的史料中了解到的。
他们聊起了从医院“回家”的情况。老井说：住了一年多医院，伤好了，给我一张二等乙级残废军人证明，说组织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说，我没有文化，还是回家，能干啥干点啥，自己养活自己。领导同意了，不过有个要求，“回家可别闹政府。”我生气了，说：“怎么会呢！”给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台河农村务农。
李玉安回忆说，出院时，领导问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能活下来多不容易，还提什么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彦县，在粮库当工人。
井玉琢说：“你看我这左手，现在不碍事了，刚开始，皮肤烧得紧，一握锄杠手背就绷得直出血，我就想办法练这只手，时间长了，扛过去了，啥活都能干了，当过队长、支书，管过大队油坊。党培养咱一回，咱不能靠在党身上。”
李玉安说：“组织上按普通复员残废军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话没说。在粮库，我当过警卫班长、检斤组长和保管员。”
他俩做着平凡的事，但都认真，踏实、负责。两地的同志告诉我，井玉琢十几次被评为县和乡的劳动模范；李玉安年年都是粮库的先进工作者。
魏巍和两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话题转到了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说：孩子读课文，读到“李玉安”，问是不是我。我细一听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背过身，抹一抹，说：“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们是吃糖球长大的，还是不让他们知道好。可孩子们看着像，说：“是你你就说，咱家生活困难，可以找找政府，给点照顾。”我很生气：“找什么找！”想想那么多牺牲的战友，我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井玉琢说，我也是在孩子念课文时知道自己上书了。不过和李玉安不同，当孩子问那个井玉琢是不是你时？我说：“是我。”孩子也是那话：“那你怎么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干什么？”我对孩子们说，“抗美援朝死了那么多志愿军战士，不少人死后连姓名、地址都查不出来！我活下来了，还有啥可说的？”四十年了，咱从来没去找过，咱不能。
李玉安说，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与李玉安（右一）、井玉琢（左一）相聚于哈尔滨
时间长了，左邻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俩在朝鲜战场上有过出生入死的经历，就说:“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说，我对他们讲，我没什么功，功是烈士的，他们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就牺牲了，功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井玉琢也这样回答人家：魏巍写了那篇文章，记下了我的名字，可参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记下名字的才几个？和烈士比，我们不能讲功。
四十年过去了，他俩怎么会突然“被发现”的呢？李玉安那个的“单纯的想法”是怎么回事呢？
李玉安拉着井玉琢的手，说起了缘由：儿子想当兵，还说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队去锻炼。想想孩子没吃过苦，能到部队去摸爬滚打对他有好处。再说我67岁了，动过几次大手术，体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后还从来没和部队联系过，梦里尽是部队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则怕没机会了。就是这么个单纯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队，人家作了核实，说“了不得”，说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战士，是隐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来了。于是又是领导接见，又是登报纸。事情就这样闹大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心里很不安，要想到会有这些，我就不回去了，这给组织添了多大麻烦！
李玉安
井玉琢说，报上登了你，把我也给“带”出来了，地方政府把我的情况报了上去。老部队也知道了，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过北京时，我说想到天安门广场走走。前门下的车，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走不动了，眼泪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战友。从北打到南，又打到朝鲜，多少人成了无名英雄。我在那里默默地转了三圈，一遍遍地看纪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个班的。要没有他们，哪来的今天？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井玉琢、李玉安曾参加渡江战役
李玉安说，后来我被请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看了8个烈士墓，多数墓没有烈士名字，就“烈士墓”三个字，看了心里很不平静。后来朝鲜开大会欢迎我们，金日成用中国话对我说“欢迎你”。介绍到我时，几千人的会场掌声响了一分多钟。可在我的心里，我把这些荣誉归于烈士，归于党。我本想到松骨峰去看看，但路远，朝鲜方面没这个安排，提出来会给人家添麻烦。但我不会忘记埋在那里的战友。
从回忆回到现实，两位老人聊起了眼前的生活，聊起了眼前的社会。
李玉安说：当干部，当党员，最要紧的是不要有私心，这样干啥腰板都硬。还有，领导眼睛要冲下，看到老百姓，不要条件好了，思想变了，不想着百姓了。有的干部也经过战争的考验，但不知足，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掉队了，人民就不拥护你了。
井玉琢
井玉琢接茬说：这道理说起来谁不懂，大老粗也懂，关键是要去做，几十年不停地去做。有的头头脑脑光知道自己致富去了，根本的东西忘了，老百姓的事撇一边了，国家的事撇一边了，这怎么行？前些日子市里来人看我，我说，我岁数大，没多大能力了，你们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多一双眼睛，看道长，一定要把七台河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
“可不是，多少人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把国家建设好。”李玉安说，“不过现在有些事讲不通，比如，粮库建仓房需要水泥，弄不来，就送礼，送了就弄来了。”井玉琢说，这种事我也弄不明白。
李玉安说，我现在想的比较多的是教育好子女，做些青少年教育工作。当然，也有不愿听的，说“你这是哪朝哪代的事了”“你那些事过时了”。但我还是要讲。这些日子我接到许多青少年来信，写得很感人。年轻一代关键还是在老一辈的教育。
井玉琢很赞同，说这是顶重要的一条。“青年不教育好，革命的班谁来接？现在对青少年教育抓得不够，街上小青年打架没人管，有的警察也不管。有的偷东西被抓住了，送到派出所，人前头刚走，后头就把人放了，那怎么能教育好？”
魏巍（右）与李玉安
李玉安说：我在朝鲜看到人家对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抓得好，历史博物馆、烈士纪念碑等都搞得很像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一批批青少年来参观、瞻仰，值得我们学习。
岁数大了，出门在外孩子惦记，要分手回家了。李玉安说：“今年农业大丰收，粮库忙，我回去帮一把，就是在地上一粒粒捡粮食，也算是出份力。”井玉琢说：“我腿脚不灵便了，干不了什么活了，不过，只要还有一份热咱还是要发一份光的。”
1990年11月6日，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办公楼前，
分社工作人员和李玉安、井玉琢合影
（前排右五为李玉安，右六为井玉琢，
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两位老人都没多少文化，也不善言辞，话并不多，但我很看重这次采访，看重采访本里记下的他俩的话，常拿出来看看，感觉有一种迷人的纯朴之美，也有一份厚重的引人深思的力量。
经过生与死的洗礼，他们的心境是那样的宽阔和淡定。想想死去的战友，再想想自己有家，有子女，他们很知足。实际上他俩生活上都有不少困难，但和出生入死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们和死去的战友阴阳两隔，但他俩仿佛一直没有离开过长眠的战友，一直在心里陪伴着他们，战友们也常常来到他俩的面前，永远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样子，永远是那张年轻和充满活力的脸。青春、战争和热血，已使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他俩活着，烈士们也就活着。如今，他们都走了，但他们把永恒的精神留给了我们，留在了祖国的大地里！
是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留下名字和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们；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用生命捍卫和建设祖国的忠诚的卫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