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河县振堂公园，矗立着一尊气势昂扬的铜像：他身材魁梧，束武装带，左手叉腰，右手紧握军帽，深邃的双眼目视前方。

这就是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人，长征中的铁流后卫——红五军团军团长、红五军军长。

红五军团军旗，董振堂事迹陈列馆将在改陈布展后展出。 董振堂事迹陈列馆供图

他领导了“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打击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增强了红军力量，被授予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枚勋章——红旗勋章。在长征中，他就是带着这样凛然的气势，率领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被誉“守无不固”。

他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也是河北籍参加过长征的最高级别将领。2009年9月，董振堂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留存下的唯一一张董振堂照片。董振堂事迹陈列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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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枚勋章

这是一枚红旗勋章。

黑白照片正中间，一面旗帜迎风飘扬，旗帜左上角镰刀斧头十字交叉，中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几个大字凸起。旗下一杆枪，麦穗和城墙图样从左上、右下两个方向围住长枪，组成一个圆形。

“红旗勋章，是我党我军历史上颁发的第一枚勋章。”新河县董振堂事迹陈列馆馆长宋秀英介绍，红旗勋章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仿造苏联红军奖章样式，最早制作、最早颁发而且仅颁发一次的奖章，比红军后来制作颁发的八一红星奖章，还要早8个月。

这枚奖章仅授予8人，生于新河县的董振堂就是其中之一。而这枚珍贵的奖章，就是为了表彰他在宁都起义中所作的重要贡献。

1895年，董振堂出生于新河县西李家庄。他幼时，正值清朝末年，国家积弱，列强欺凌。一年麦熟时节，董振堂一家收割完小麦，捆起来搬上骡车，却被一群投靠天主教堂的恶徒抢走。

“董振堂就是从那时开始跟父亲学武术，要求去上学的。”西李家庄村支书宋振全说。

1917年，董振堂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并于1921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炮兵科。毕业后，董振堂选择了去冯玉祥的部队，从排长逐级擢升至工兵团团长。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旧部接受蒋介石命令改编为二十六路军，被派到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团结抗日热潮高涨。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不甘困处内战前线，纷纷要求回到北方，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而战。在此之前，二十六路军中早有暗流涌动，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引起越来越多官兵的共鸣。

被压迫的童年记忆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点燃了隐藏在董振堂心中的革命热情。

在陈列馆里，收藏着董振堂亲笔撰写的《宁暴经过》，里面写道：“看清楚了国民党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

作为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董振堂在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此处应为1931年）蒋介石调二十六路军开江西，我同博生同志在山东济宁东北郊外开了个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俟开到江西来加入红军。”在《宁暴经过》中，董振堂这样记述道。

起义当天下午，一切似乎风平浪静。

全军团以上主官受参谋长赵博生邀请，来到宁都一栋二层小楼赴宴。这边宴会上，所有反动军官被趁机逮捕，那边起义部队的主力七十四旅和七十三旅直属队控制了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

这次起义是继南昌、广州、平江、百色起义之后，规模最大、兵力最多的武装起义，只有包围二十五师师部时发生了片刻枪战，伤亡几人，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大胜利。

次日清晨，二十六路军的1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共计17000多人，携带20000多件轻重武器和8部电台以及大批装备物资，撤离宁都，跨过梅江，向苏区行进。

宁都起义，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增强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有28000人，1部半电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刘泾汇说，“起义部队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还带来了许多军事指挥人才、后勤管理人才。”

起义部队后来被授予红军第五军团番号，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

在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红五军团多次与敌军作战，立下赫赫战功。

1932年初，在赣州战役中，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担任掩护红三军团撤退，阻击赣州城外增援敌军的任务。

“我红十三军之一部一齐手拿雪亮的马刀，赤着膀子，怒吼着如猛虎一般冲入罗卓英的阵里，横冲直闯，切菜削瓜一样，杀得敌人屁滚尿流，横尸遍野，狼狈逃入赣州城。”黄镇于1935年在《长征前的红五军团》中记录了当时的战斗场景。

1932年4月，董振堂在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董振堂升任红五军团总指挥。

同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20个团的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董振堂奉命率红五军团在水口圩迎战敌人。他亲率5000多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分作4路冲向敌群，刹那间，红绸飞舞，刀光剑影，满山遍野响起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敌军死伤3000余人，我军大获全胜。

董振堂铜像，位于新河县董振堂事迹陈列馆前。王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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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军旗

宋秀英最近忙得脚不沾地。

去年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关于董振堂的新闻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董振堂事迹陈列馆的接待量大幅增加，而建馆以来首次改陈布展也在紧张进行。

“这次改陈布展，我们增加了内容，还有一些新发现的珍贵文物，包括红五军团的军旗。”宋秀英说。

这面珍贵的军旗，是2017年大型理论文献电视片《红军将领——董振堂》拍摄时，在湘江寻访过程中发现的。陈列馆得到消息后，和军旗收藏者取得联系，制作了一面军旗的复制品。

“军旗上满是血迹和弹孔。”宋秀英说。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中，红五军团担任着全军的后卫任务，被誉为铁流后卫。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这面曾在滚滚铁流上方飘扬的军旗，见证了当时红五军团殿后之艰难。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调集近30万兵力，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湘江战役也成为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红五军团分为两路人马，一路由董振堂率领司令部和第13师掩护军委第一纵队，一路由陈树湘率领第34师掩护军委第二纵队，抢渡湘江，阻击追敌。

“每天打掩护，走夜路，急行军，受风寒，饿肚皮，像这样的疲劳状态中，加上天空敌军的轰炸，地下敌人四面八方的反击、迂回包围。”李雪三在《紧急渡湘水》中这样描述了第13师当时的处境。

即便在这样的状态下，当敌军向湘水我军渡口进攻的时候，“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的13师，“在一个动员之下，把自己的东西完全牺牲了，只背着枪械、子弹、炸弹”，从夜晚九点钟“一口气跑了九十余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江河边”。紧接着，“最艰苦最顽强的十三师”又急行二十多里，一面阻击敌人，一面西进，又经过一昼夜的奋斗，终于把敌军甩在后面。

12月1日傍晚，中央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红五军团第34师却遭到敌军合围未能渡过湘江，为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付出了巨大代价。

“董振堂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将领，”刘泾汇说，“他非常善于打防御战和阵地战。”湘江战役之后，红军中有了林彪“攻无不克”，董振堂“守无不固”的称誉。

陈列馆里一张“中央红军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要图”，三条标识着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的红色粗线，以箭头分别指向金沙江上游的龙街渡、下游的洪门渡和中间的皎平渡三个渡口。

抢渡金沙江，是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团进行的又一场殊死之战。

1935年5月1日，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到石板河，按照电令要求在与金沙江一山之隔的这里布防，阻击迟滞追敌，掩护干部团夺取皎平渡和军委纵队过江。

5月3日，军委纵队全部过江，痛击敌军准备撤离阵地的红五军团却收到电报，原先的坚守阵地3天3夜，变为坚守阵地6天6夜。第二天，又有急电，掩护任务加重到坚守阵地9天9夜。

据谢良在《铁流后卫》一书中描述，金沙江“江面有六百多米宽，流速每秒四米，江心旋涡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渡船太少……全军几万人马就要靠这七只小船渡江，即使日夜抢渡，也不是一两天或三四天可以渡完的”。

敌人后续主力部队陆续赶到，红五军团的防御任务越来越重。而红五军团的战士们以仅有的三十七团、三十九团共不足5000人，顽强打退了敌军10000多人的多次冲锋，死死守住石板河，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过江。

自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将红军消灭于川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长征过程中，红五军团（后改称红五军）走过的路是最长的。宋秀英这样说，刘泾汇也这样说。

在巧渡金沙江之后，到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之前，红五军团曾“十过雪山、三过草地”。

“前面队伍还有草籽树皮，红五军团第三次过草地的时候，连草籽树皮都没有了，当时面临的处境太艰难了。”刘泾汇说。

董振堂故居，位于新河县西李家庄，根据董振堂长孙回忆于2018年易地重建。王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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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颗子弹

董振堂故居旧址因1965年大洪水受损，西李家庄村委会专门辟出4亩地，依照董振堂长孙董乃煌的回忆，易地重建了董振堂故居。

故居前一座少年董振堂的汉白玉雕像，让人仿佛又看到了这位红军将领的青春风采。

从一个信仰和服从长官的旧军人，成长为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红军高级将领。对于董振堂而言，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在红军二渡赤水后发生的一件事，让人们对他的初心有了更深的理解。

当时，刚刚撤出阻击阵地三四里路的董振堂，接到董必武的通知，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突然难产，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等女兵生完孩子再撤出阵地。

闻此，董振堂立即率领第39团返回阵地。

有战士在战壕里说，原来就是为了女人生孩子呀，一个团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董振堂怒目而视：“我们打仗，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下一代来子（即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甭管牺牲几多人，也要顶住。”

就这样，枪弹炮火中，一个个成年生命用死亡争取时间，等待一个婴儿的新生。最终，董振堂率领39团的战士们击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为陈慧清顺利产下婴儿争取了2个小时。

在血与火交织的年代，生命的降生和陨落，成就着党的革命事业，而在此后不久，董振堂也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7年1月初，董振堂率红五军的4个团一举攻占了甘肃省高台县。1月12日，敌军马步芳派马彪、马禄、韩起功率兵约2万人包围了高台，切断了红五军和临泽城的联系。

为打退敌人的进攻，董振堂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填土筑垒，泼水结冰，制造大长矛，以补充武器的不足。当时，高台气温达到零下几十摄氏度。而坚守的红五军将士身上仅有单衣，每人只有5颗子弹。

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董振堂率部和多于我军8到10倍的敌军连续激战7天7夜。19日上午，董振堂和50多名干部战士向党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

信仰的力量，支撑他走到生命最后一刻。

次日凌晨，敌军冲上城墙。董振堂左腿中弹，从城墙摔下，单腿跪地，双手举枪继续向敌人射击……手中最后一颗子弹，董振堂把它留给了自己。

作为红军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董振堂牺牲时任中革军委委员、红五军军长，年仅42岁。

董振堂牺牲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宝塔山下为他举行的追悼会，毛泽东称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而在董振堂事迹陈列馆北侧的碑林里，其中一通石碑刻着叶剑英的一首诗。1962年八一前夕，叶剑英曾站在高台城墙上怀念董振堂，并写下“猿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王艺）

■感言

留给后人的英雄赞歌

“别人的勋章都是在胸前，爷爷的勋章留在心里。”董振堂的长孙董乃煌曾对董振堂事迹陈列馆馆长宋秀英说过这样一句话。

作为我党我军第一枚勋章获得者的家人，董乃煌和父辈们都没见过这枚珍贵的红旗勋章，这一直是全家人的一个遗憾。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条董振堂生前赠送给朱德的毛毯。1932年过完春节，到红军总部开会的董振堂发现朱德的床上只有一条褥子、一条棉被御寒，便把自己的一条毛毯送给了朱德。朱德带着这条毛毯走过了长征，又转赠给去西安谈判的周恩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要奔赴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又将毛毯送还给朱德。随后，这条毛毯陪朱德南征北战，直到新中国成立。

董振堂更没有为自己和家人留下什么财物。

起义之前，董振堂每月有200多块银元的军饷。加入共产党后，董振堂把多年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缴。这事儿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让他给自己留些钱用，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百般劝说下，他留下了300块银元，其余的全部作为党费。

2000多块银元价值多少呢？“清华大学的专家曾经考证，当时1块银元能买8头牛。”宋秀英说。

他甚至连照片也只留下一张。

照片是董振堂妻子贾明玉珍藏下来的，原是一张全身像，因曾藏在墙内受了潮，一半霉变损毁，就变成了半身像。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董振堂唯一的原始照片。

如今，每当人们提起董振堂，总是会假设：如果董振堂没有牺牲，1955年授衔时，他会是元帅还是大将？

但历史没有假设。

在震撼于宁都起义、湘江血战、巧渡金沙江这些在历史上烙刻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事件之外，笔者一直在想，董振堂究竟留下了什么给自己。

随着了解的深入，笔者渐渐明白，虽然董振堂没有为自己和家人留下银元、毛毯、更高的荣誉，甚至一张完整的照片，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和一曲曲英勇悲壮、为后世所敬仰的英雄赞歌。

上世纪60年代，河北省根治海河，董振堂家的祖坟被划到海河泄洪道内，需要动迁。

毛泽东得知此事，便指示修改规划，海河南大堤因此拐了一道弯，绕过了董家祖坟。如今，不时有人专程来此瞻仰大堤之“弯”。

在董振堂事迹陈列馆的一个橱窗里，展示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近年出版的各种与董振堂相关的书籍。“在孔夫子网上，能查到的有关董振堂的书有200多种。”宋秀英说。

每年前来董振堂事迹陈列馆参观的游客、学生以及红五军后代不断增长，2018年就多达30万人次。

此外，新河县还专门成立了“董振堂精神研究会”。县属振堂中学，用“忠诚、担当、团结、奉献”的振堂精神教育学生，传承红色文化，加强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

斯人已逝，以承为祭。时代的画卷中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的记忆里有他引吭高歌的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