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燃起战火。同一天，时任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的柴成文正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乘坐一架美式军用运输机离开重庆飞往北京。运输机舱内没有暖气设备，飞行高度又高，小孩冻得直哭。女儿的啼哭声刺痛了父亲的心，也激起了柴成文的万千思绪。
1945年国共谈判开始后，柴成文担任中共重庆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军事谈判的各种事宜。次年4月，组织上要柴成文把军事组获取的国民党国防部档案以及四川省委的一些重要资料送交党中央，并安排他与经我党竭力争取获释的叶挺将军、参加国共和谈的王若飞、博古等人一道飞往延安。考虑到乘坐的美军运输机上没有供暖设备，柴成文提前买了一件皮衣，打算8日出发时在机上御寒用，不料7日晚上，他又被要求参加次日召开的裁军会议，送资料的任务改由一位名叫李少华的参谋完成。柴成文便跑去把皮衣送给李少华，叮嘱他注意御寒。当柴成文在充满火药味的裁军会场上得知叶挺等人乘坐的飞机失事坠毁时，当场就呆住了，悲痛之余，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女儿哭得更凶了，柴成文的思绪被拉了回来，见孩子实在可怜，便在西安改乘了火车。26日车过郑州时，柴成文从报纸上得知朝鲜战争爆发，而此时的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即将在那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一展身手。
奔赴新战场
新中国一成立，中央就着手安排一批高级将领出任外交官，柴成文位列其中，任务是在驻东德外交使团任职。柴成文一直等着外交部找他谈话，可等他30日深夜坐上外交部专车时，却发现目的地改成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要亲自见他。“总理找我肯定是交代出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虽然总理兼外交部长，那也应该是外交部人事司找我，怎么是他亲自找谈话？”“管他的呢，好久没见总理了，能见总理岂不更好！”柴成文天马行空地想了一路，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西花厅门口。
熟人相见，自然少了些许客套，周恩来一看到柴成文就说道：“你见到伯承（刘伯承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了吗？他同你谈了没有？”柴成文如实回答：“我27日到京，等着外交部谈工作，还没有去看刘司令员。”
周恩来轻轻摆了摆手：“不要你去柏林了，聂老总建议你去平壤。朝鲜打起来了，美国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做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联结在一起，同远东问题联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还在武汉养病，一时去不了，现在要你带几个军事干部先去。”短暂停顿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望着柴成文：“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周恩来的语速并不快，柴成文的脑子却转得飞快，这太意外了！他自己都开始学习德语了，怎么又改成要去朝鲜，自己一点准备也没有！但优秀的军政素养很快就使柴成文平静了下来，他立即起立正色答道：“总理，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柴成文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了身份转变，被委以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兼临时代办，负责使馆一切事宜。
虽然柴成文是南征北战的老兵，又多次参加国共谈判，处理各方面关系经验丰富，但唇枪舌剑的外交战线对他而言毕竟还是新鲜的，种种冗长外交职务称谓令他颇感陌生，脱下戎装换西服也令他觉得有点别扭。更让他感到困难的是，尽管1949年10月6日中朝就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驻朝使馆一直没有建好，柴成文首先要完成的就是筹建驻朝使馆。
好在周恩来事先协调了军委情报部，指示外交部亚洲司通力配合，还指定专人帮助筹办。柴成文全力以赴，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使馆的各项建设任务。随后，他就率领两名参赞、一名一等秘书、一名武官、两名副武官于7月10日抵达平壤，正式开馆办公。柴成文这边正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朝鲜战场的局势却越来越不利于北朝鲜，中国是否出兵援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9月7日，柴成文被外交部紧急召回，并在当天晚上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柴成文拿出一份会同倪志亮大使共同商定的提纲，逐一汇报朝鲜局势，并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朝鲜人民军已同敌人形成对峙，很难再有突破；二是在三面临海的狭长半岛上如果既没有制海权，又没有制空权，作战将难以为继。一直沉默不语的周恩来听到这里，不安地问柴成文：“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运输和翻译！”柴成文沉稳地答道：“铁路没有保障，公路路况不好，路面太窄；当地粮食、弹药都没有，就地补给也不可能，全部靠取之于敌，就大兵团作战来说是不可能的。”周恩来略微点了点头，一边提笔在柴成文的汇报提纲上作了“印发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批示，一边说道：“你把这份提纲留下，你何时回去，听候通知。”柴成文回到住所，反复回忆自己向周总理汇报的点点滴滴，从总理的神情中，他似乎看到了中国出兵的可能，如果真是那样，朝鲜的战局必将大为好转。
就在柴成文在京待命期间，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一举将朝鲜人民军逼入绝境，朝鲜战场发生了巨大变化。10月8日，毛泽东和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下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几天后，志愿军首批4个军入朝参战。已于9月下旬返回平壤的柴成文陪同倪志亮大使在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知了金日成，金日成闻之异常激动。
没有硝烟的战斗
至1951年夏，在志愿军连续5次战役的打击下，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损兵折将，从鸭绿江边一直败退到三八线。美国公众对政府出兵“惹事”很是不满，国会也吵得不可开交，加上主要盟国担心美军陷入朝鲜“泥潭”而削弱其在欧洲的力量，美国政府在内忧外困中不得不提出停战谈判的请求。中国政府接受了美国政府的提议，毛泽东、周恩来还分别同金日成商谈，成立“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成员有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整个谈判工作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在一线以幕后方式全权负责。鉴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关于谈判各方联络官最高官阶不超过上校的提议，毛泽东建议由朝鲜人民军派一名上校任首席联络官、一名中校任联络官，并亲点柴成文以中校名义担任志愿军联络官。
在那些身处谈判一线的美军军官们眼中，战场没打赢就要和对手谈判，有违战后头号强国的实力，自然希望谈判越早结束越好；在中朝两国领导人看来，利用在战场上取得的相对优势迫使强敌低头，早一点谈成就多一分成功的把握，也是希望谈判速战速决。然而，谈判之艰苦、时间之漫长、变数之纷繁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计。
谈判双方第一次接触是在1951年7月10日上午召开的联络官会议上，地点位于三八线上中朝控制区内的开城来凤庄。谈判大厅里摆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北面坐着中朝方联络官，南面是美韩方代表。战场上打红了眼的对手，现如今坐下来面对面地谈判，会场气氛十分紧张。柴成文当时还没有军装，便借穿了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的军服，当他发现美韩方违反约定安排了两名上校联络官后，毫不犹豫地找了副上校军衔，以示“对等”。经过一番激烈的言语争锋，双方最终明确了次日正式停战谈判中的相关事宜。
7月11日，在来凤庄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里，村民们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美韩方来使。可令人气愤的是，美韩首席代表美军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埃中将从一下直升飞机开始，就一直紧绷着脸，乔埃屡屡不给翻译转述的时间，自顾自地一口气往下讲，最后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们同意吗？”中朝代表自然不能接受这近乎于荒唐的提议，提出了包括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在内的3条原则建议。美韩方见状遂又抛出9项议程草案。谈判双方针锋相对，谈判过程反复无常，往往是好不容达成了第一个议程，一到第二项讨论就停住了，接踵而来便会有一连串的较量。
8月10日，中断了5天的谈判一开始，乔埃就在南日将军指出没有理由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时，出人意料地使出了“沉默是金”这个阴招，不仅自己不发言，也不让其他美韩代表发言，整个会场一片寂静。乔埃要么两手托腮，要么不停地玩弄手中的铅笔，还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悠闲地吞云吐雾，即便目光与南日相遇，也是视而不见。中朝代表怒火中烧，但都沉着冷静地应对着。柴成文则按照事前分工把谈判情况及时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考虑再三，当即指示：和美国人耗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后写了个“坐下去”的纸条，在中朝代表间默默传递。
中朝代表们心领神会，一个个挺直腰板，默不作声，用冷冽的目光注视着对手。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整整120分钟过去了，会场仍是一片寂静！美韩代表的目光开始游移了。终于，在第132分钟的时候，乔埃撑不住了，开口道：“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美韩方的“静默”战术被中朝代表击垮了。
谈判桌前显智勇
柴成文从唇枪舌剑的谈判现场反复揣摩美韩方的真实意图，渐渐地，他觉察到，谈判很可能只是美国人的战术，他们谈时想着打，打时想着谈，谈判极有可能陷入僵局。果不其然，美韩方见中朝方不同意他们提出的军事分界线，相继发动地面“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试图利用战场上的强势压服对手。但战场上的连续溃败却逼得美韩方只好重回谈判席。1951年10月25日，中断了63天的谈判在位于朝鲜半岛三八线中间的板门店复开。
在一轮接一轮的反复辩论后，双方于11月22日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原则协议，双方参谋人员遂按照交战双方实际接触线的方位和坐标，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柴成文全程参加了讨论。这种具体问题的讨论并不比原则问题的争论来得简单，原则方案是以平方公里为单位来计算的，而现在则要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用一条又一条曲线去争无名山头和涓涓小溪。双方参谋人员好不容易用了整整三天半的时间，才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共同认可的实际接触线。
26日下午，正当参谋人员把已经认可的点线丝毫不差地改画到准备草签的地图上时，美方人员、陆军上校穆莱突然耍了个花招，硬是把原本划归我方的1090高地改画到了美韩方一边，不仅态度蛮横，而且还摆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柴成文立即上前喝止：“不行，这是昨天已经达成的协议，不能改变！”为了镇住穆莱，柴成文又大声说道：“已经协议好的，还要改变的话，那就恕不签字！”
穆莱也不跌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你能改变事实吗？”
柴成文听完翻译转述后，冷笑一声：“实际情况是咋样，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你改动了，协议算不算数！”
穆莱自知理亏，但还不死心：“显然画时是出于误解。”
柴成文正好抓住了对手的“软肋”：“不！如果你不健忘，会记得这正是你自己画的，而为我方同意的！”
穆莱无言以对，憋了好一阵子，满脸通红地嚷道：“我已让了4个……不……让了3个山头了，我让步让够了！”
柴成文继续严厉地指出：“你这样不行，你应该把这种态度收回去！”
坐在一旁的美空军上校肯尼看不下去了，站起来把穆莱改画的线恢复了过来，还小声向这位出丑的战友嘀咕了几句，穆莱方才安静了下来。片刻后，穆莱通过翻译向柴成文表示了歉意。
柴成文智斗穆莱虽然大长了我方声威，但多少也反映了谈判双方的成见，预示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艰难。1952年3月下旬至4月初，谈判双方在限修机场和中立国提名两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会议开到4月11日，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为阻挠谈判的正常进行，采取了“到会即提休会”的办法，每天夹着公文包懒洋洋地走进帐篷，不等坐稳便急吼吼地“建议休会”，并随即起身离场。于是，在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中，有时只开两分钟的会议，有时竟只有25秒，与先前乔埃的“132分钟静默”共同创造了国际谈判史上的“世界纪录”。
然而，在双方对等的军事谈判中仅靠耍无赖或小聪明终究是不管用的。在中朝代表团的不懈努力下，加上志愿军、人民军捷报频传的有力配合，1953年7月27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朝鲜停战谈判以中朝的胜利落下了帷幕！这一天，柴成文盼了747个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