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式交往的一种补充渠道，在热气腾腾的桑拿房中，双方都赤裸、放松，没什么“秘密”可言，被俄罗斯朋友笑称为“光屁股外交”。实际上，这是“电影渠道”在新形势下以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且内容更为充实丰富，彼此也更容易坦诚相见。
“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的外交生涯是从参加边界谈判开始的。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六年中，我不仅直接体验到了政治谈判斗争的复杂性，也有机会接触了解当时中苏两国的一些关系现实，同时还交了不少苏联朋友。
1970年5月1日，北京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对苏方谈判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方乔冠华、韩念龙、余湛副外长曾先后担任过中方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他们都是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的老一辈外交家，也是令对方敬畏的谈判高手。谈判桌上气氛紧张，双方发言针锋相对，一出口常常语惊四座。比如，针对苏联的无理与霸道，我方曾针锋相对地回应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威胁之下谈判吗？”等等。
苏方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曾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还是哲学博士，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喜欢咬文嚼字，常让人不知其所云。会谈中，他总是眯着眼睛，悉心捕捉中方每一句话后面的含意。激动时，他的脸涨得通红，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做无奈状。在回应中方的观点时，他立场强硬，惯于指责中方“拖延”“封杀”谈判；说这是“聋子对话”，应该“相向而行”；偶尔也冒出句俏皮话，如说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讽刺中方所提的新建议像是“大山生出了一只小耗子”（意为雷声大雨点小）。在一次激烈辩论中，伊利切夫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分反应”，苏方翻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不明就里的伊利切夫也顿时“懵”了。
20世纪70年代，中苏谈判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前中）在北京郊外参观
记得在一次大会发言中，我方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要求苏方应当怎样怎样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听起来很带劲儿。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动地反问道：“刚才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在两国政府谈判中，你们为什么使用这种命令式的语言？”当时我有点纳闷，在请教了高翻后才明白他为何大动肝火。俄文“应当”的词根意为“欠债”，用这个词，确实令对方感觉到“不可承受之重”。
还有一次在争论中，我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了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强烈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又有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中方的“理智”能占上风。可是，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下又惹祸了。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在苏方竟敢在谈判桌上提出要让所谓的“健康思想”占上风，这不是大放厥词是什么！为此，我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一时间，双方争得不可开交。
中俄两国外交官在莫斯科郊外
从上述点滴花絮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这场边界谈判不仅时间拖得长，而且争论的热度也异乎寻常地高，是不折不扣的“文斗”。尽管谈判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但谈判令双方有了相对正常的对话和接触渠道，客观上使得当时两国间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是当年苏方对付外国记者的一句套话，但细细推敲也不无道理。我的不少俄罗斯朋友，就是在那个年代结交的。
“电影渠道”传递重要外交消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苏关系处于调整变化的微妙时期。然而，当时两国几乎断绝了官方交往，因此在外交方面相互间很难进行正式交流，更无法传递信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电影渠道”应运而生。
所谓“电影渠道”，是指中方外交部苏欧司和苏联驻华使馆之间各安排两名联络员，以借放苏联故事影片为名进行定期接触，释放某些信息。譬如，双方开始酝酿改善关系时，苏方十分着急，想加快进程，中方通过这一渠道转告对方，不能急，要“小步走”。
苏联电影故事性强，贴近现实生活，艺术内涵丰富，加之演技生动逼真，看后令人印象深刻，感动长存。在中苏关系史上，它还成为两国人民交流的桥梁。八十年代颇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等，最先都是通过这个渠道“静悄悄”地进入国内的。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有一组几名苏联女兵牺牲前在战地简易浴房裸体沐浴的镜头。据导演讲，他之所以精心设计这组特写镜头，再插入对和平时期美好生活的“彩色回忆”，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正是为了进一步激起观众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憎恨——就连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都要下毒手。当我驻苏联使馆放映这部影片、演到这组镜头时，专门安排翻译用手加以遮盖，结果电影厅里有人鼓倒掌，大喊：“什么也看不见了！”翻译同志总算手下留情，松开了点手指，观众才从指缝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俄罗斯姑娘的一点美丽身影……
在借还苏联影片时，双方联络员可以进行自由交谈。起初在对方大使馆接待室内，后来改到外面中餐厅见面，宴请地点都不重复，双方边吃边聊，更加自在方便。每次主要是苏方联络员请客，我们只是偶尔回请一下。
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较为积极，主动提出要派主管经贸的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开始时，我方对此没有回应。为了促成这一重要访问，苏方通过“电影渠道”向我们放风，表示苏联新领导人是真心要改善对华关系的，而且指派这一人选也是考虑了各种因素：阿尔希波夫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认识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可以借此机会进行高层接触。中方答复同意。可就在访问计划将要实施的前一天，苏方突然以“技术原因”为由推迟访华，引起我方强烈不满。此时，苏方又通过“电影渠道”透露：苏方对华政策没有改变，是因中越边境武装冲突升级而暂时推迟。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阿尔希波夫访华终于在1984年底成行，并取得了很大成功。
随着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持续多年的“电影渠道”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桑拿外交”，爽！
1994年至1996年，我在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期间，为了加深与俄罗斯朋友的关系，定期邀请他们到使馆洗桑拿浴。除了俄外交部主管局同事外，有时还包括总统府官员和新闻界朋友。
作为正式交往的一种补充渠道，在热气腾腾的桑拿房中，双方都赤裸、放松，没什么“秘密”可言，被俄罗斯朋友笑称为“光屁股外交”。实际上，这是“电影渠道”在新形势下以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且内容更为充实丰富，彼此也更容易坦诚相见。
我们使馆的桑拿房条件不错，是按接待外宾的规格装修的，整套桑拿设备包括木料都由芬兰进口。我对洗桑拿完全是外行。为了招待好俄罗斯朋友，还预先进行了一次“演习”。
第一次桑拿活动很正规：双方先后致辞，商定桑拿俱乐部的章程，喝完香槟酒后再开蒸。我声明不会洗桑拿，请大家多包涵。俄外交部主管局别雷局长请我坐在桑拿室最下面一层，他们不怕热，所以都坐在上面。在干蒸几分钟后，有人往炉子里泼了一罐啤酒和水。伴随着一阵热浪，旋即散发出一股股淡雅的麦香味。大家都喊：“爽！”我却顿时大汗淋漓，实在忍受不了，只好中途退出。
蒸完第一遍后，坐下来一起喝青岛啤酒（这是俄国人最喜欢喝的中国啤酒）接着又继续“开蒸”。我说蒸一遍就够了，可别雷不答应，我只好再进去呆了一小会儿。蒸完第二遍后，又接着喝啤酒。这时有人用温水泡开的桦树枝拍打全身，从脖子、后背直到脚底心。据说抽打是为了加快血液循环，加速水分代谢，可以预防感冒。接下来，有的人还蒸上第三遍，最后吃饺子。俄罗斯人很喜欢中国饺子，个个都吃得肚子鼓鼓的。
作为一种非正式接触渠道，双方在蒸桑拿时谈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除了一般性交换意见和想法外，有时也涉及重要的敏感问题。例如，在准备双方高访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讨论解决各种问题，但有时遇到一些不方便直说的难题，也可拿进桑拿房里说。有一次叶利钦总统访华前健康状况不佳，俄方就在洗桑拿时“顺便”提到：希望中方在欢迎国宴上不要上茅台，我们立即将此信息报告北京。又有一次，叶利钦总统访华正值俄国内大选前夕，我国领导人在谈话中两次提到：希望俄罗斯在叶利钦总统的领导下，与中国关系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在洗桑拿时，我问俄方朋友是否明白其中的含意，对方说：“无论外交部，还是总统府，都注意到了这句话的分量，并认为这种支持反映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中俄实行国家元首定期互访机制后，俄方还想进一推动建立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制度，就利用“桑拿外交”渠道先试探我方态度。俄方一再强调：两国总理会晤制度与总统互访机制不仅不会有什么冲突，相反还有助于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当我方表示愿意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后，俄外交部正式提出建议，双方很快就此达成协议。
一次，我方通过“桑拿”渠道就一位俄罗斯激进党领袖访华的问题向俄外交部主管局领导进行了非正式通报。这个人喜欢“恶作剧”，经常拿当局说事，但在选民中颇有影响。
他几次谈到：“我对访问中国感兴趣，我们应当与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友好关系，这也是我们党的共识。”我在“蒸桑拿”时提出：如果中方邀请这样一个人去访问，俄外交部会不会介意？对方答复：既然他这么执着，恐怕拒绝也不好。而且，这对双边关系也不会有什么不利影响。
我在莫斯科工作的两年半时间内，先后与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局的别雷、阿法纳西耶夫、莫伊谢耶夫三位局长一起洗过桑拿。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俄外交部同事还在桑拿房隆重地为我举行了“五十大寿”的庆祝活动，俄方局长正式宣读装在红皮夹子里的生日贺词，并送上一大包特殊的生日礼物——桑拿专用桦树枝条。
（作者曾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笔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