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堪称“战争的世纪”，始则先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继而又不得不面对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作为欧洲大国的法国，同样未能幸免于这些战事。更有甚者，法国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其现当代史中最为严重的危机，而且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巴黎被德军直接占领，纳粹的“卐”字旗竟然在为纪念一战中为国捐躯的法国士兵修建的无名烈士墓上的凯旋门迎风飘荡。由此，巴黎，这一长期作为“法兰西的心脏在跳动”的法国首都，这座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绝对堪称世界首都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都市，一度沦为“废都”。

毋庸置疑，探究巴黎这座特殊的都市在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巴黎民众的战时经历或表现，对于丰富和深化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史，乃至整个欧洲史的认知不可或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法国学者笔下二战时期的法国史总是有不够客观、全面之嫌。概而言之，他们最热衷于展现的是当时法国人共同遭受的苦难，以及法国人在抵抗运动中的英勇表现，力求使“抵抗”在战后法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二战最主要的象征，与此同时，对那段历史中一些让法国人觉得不太光彩的史事则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回避。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的历史学家，乃至其他相关人士面对这段历史时的态度固然已经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能够日渐坦然地涉及甚至讨论一些早年注定讳莫如深的话题，例如维希政权在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面的“同谋罪”、抵抗运动史“英雄记忆”中的一些著名人物的真实身份或面目等。但是，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对这段历史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还是得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像本书作者这样的身份相对超脱，且具有“旁观者清”之优势的外国学者的介入与推动。事实上，法国学者20世纪晚期以来就此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何尝不是与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在1972年推出的《维希时代的法国》（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1944，翌年在法国出版该书法文版）及其引发的争论密切相关呢？

由于对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素有浓厚兴趣，本人不仅早就耳闻戴维·德雷克（David Drake）的大名，而且还读过他的相关著作。这位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领域颇有代表性的英国学者，先后执教于英国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和法国巴黎第八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 VIII），并以自己对萨特的精湛研究，以及对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密切关系的系统梳理和深入探究广受关注。曾任英国萨特研究会会长并担任过《萨特研究》主编的德雷克还多次应邀在英国、法国、爱尔兰、中国以及北美等国家与地区讲学，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鉴于其为法国文化、教育和艺术的发展及传播作出的重要贡献，德雷克还在2005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棕榈叶教育骑士”（Chevalier dans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勋章。正是因为对德雷克的学养和识见早就有既深又好的印象，此前已从法国同行那里获悉德雷克已转向潜心研究二战时期的巴黎的笔者，在外文报刊上看到本书英文版的书讯时，就期待着能有机会早日拜读。有鉴于此，当本书中文版《烽火巴黎：1939—1944》出版者以提供“先睹为快”的机会约写推介文字时，本人欣然接受。

期望值越高失望越大，这确实是人们时常会碰到的情况，但至少本人在阅读后觉得，一开始就让我充满期待的这部著作绝对不在此列。事实上，在饶有趣味的新鲜感的驱使下，本人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此书。那么此书何以会令我不忍释卷呢？我想至少得归因于它的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视角独特，材料新颖。

历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学问，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并且当以关心人们特别是芸芸众生在过往的命运为要务。与此前不少往往围绕着某些“大人物”来构建战时巴黎的历史，甚至是热衷于谱写“抵抗英雄史诗”的相关学者不同，德雷克独具慧眼，让自己的研究聚焦于巴黎被占时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在“前言”中明确表示：“我希望深入挖掘个人生活史、对话、日常细节和记忆片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别开生面的研究过程中始终具有“语境意识”，极为清醒地意识到“距巴黎沦陷七十多年的今天，我们知道沦陷如何随德国战败而终结，而彼时，没人知道历史走向；或许纳粹取得胜利？或许巴黎解放？或许结局更为暧昧不清？”力求以此来关照自己的研究对象。

也正因为视角独特，德雷克在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上也有许多值得圈点之处。例如，鉴于“情报人员和警察出入火车站、小吃店、咖啡厅和其他公共场合，监听市民对话，收集关于市民情绪的消息。他们还为官方政治会议作笔记，记录反抗行动和黑市交易的逮捕行动，总结‘合作派’报刊上的文章，并兼有其他任务”，因而由他们写在“极薄乃至透明的纸上”的“这些资料对本书研究至关重要，有助于找出巴黎日常生活的变迁”。为此，他不仅曾花费大量时间在巴黎警察总局档案馆阅读相关材料，而且还在书中充分地利用它们。应当说，这些前人关注不多、利用更少的材料的大量使用，在让本书的叙事变得更加鲜活真实方面颇有成效。此外，这一时期不同年龄层普通市民的日记、广播的记录文稿的引用，则有助于洞察当时巴黎市民的“被抛弃感”“无力感”等各种真实心态，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现场感”。

第二，取舍得当，引人入胜。

由于篇幅毕竟有限，意欲在书中全方位地展示这一巴黎历史上最惨痛时期的德雷克，势必在内容的主次排序、繁简取舍方面煞费苦心，尤其是在情节、案例的选择上更得精挑细选。应当说，德雷克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叙述过程中呈现、凸显的一些场景或“细节”，往往能收到“画龙点睛”的成效。

例如，书中在序幕里以不小的篇幅叙述了1939年法国国庆节举办的阅兵式，“这场精心策划的阅兵式旨在让法国人民放心：即便希特勒胆敢轻率引发战争，他们的国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除了向公众证明法国军事实力和辐射全球的影响力，此次阅兵还意欲震慑巴黎的德国官员，希望他们向柏林发送的报告可令纳粹元首三思。”又如，他在书中特意提及雷诺、贝当和其他内阁官员当年竟然在巴黎圣母院参加一场特殊的弥撒，更是把当时形势的糟糕真实地揭示“到了近乎残忍的地步”：“在法国这个1905年已完成政教分离的国家里，政府的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共济会成员求助宗教连祷、寻求超自然的帮助，足以证明情况比想象中更为绝望。”

此外，作者还在书中不时加入一些当事人对亲身经历的描述，更是使读者有更多的“身临其境”之感。例如，他曾引用《曼彻斯特卫报》驻巴黎记者的描述来如是反映“大逃亡”即将开始之际巴黎老佛爷百货商场的场景：“为各式旅行许可证准备照片的人排成了长龙。商场空空如也，唯一忙碌的角落便是箱包部。”窃以为，德雷克的这一处理方式实属高明。这些当事人在记忆还未凝固，甚至尚未冷却之际的叙述，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独特“史料”价值，而且有助于让本书更加引人入胜。

第三，洞见迭出，结论公允。

《烽火巴黎》之所以让人不忍释卷，除了叙述流畅生动，情节引人入胜，更多的还是因为其借助丰富的史料和案例铺展巴黎历史上最惨痛时期“社会全景图”的过程中，不时会有精辟的提示、分析以及能让读者产生共鸣的洞见。作者在书中以相当多的篇幅提及著名戏剧家和杂文家吉罗杜及其掌管的新闻信息监管署的活动和作用，就是一例。

在战争初期，法国官方机构大肆向民众宣称本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巴黎到处弥漫着自我麻痹的气氛。许多民众，甚至很多政治、军事精英都相信战争将在法国毫发无损的情况下结束。吉罗杜掌管的宣传机构不仅宣称巴黎代表文化、启蒙和光明，而德国代表野蛮与黑暗，他本人甚至还颇为荒唐地宣称，空中飞翔的死亡天使认为，法军远比德军悠闲、自信和宁静。天使后悔自己不是生命天使，否则便会青睐法军，让他们的战争更加轻盈松弛。“不过，作为死亡天使，他必须公正，便计划从双方军营都带走一些人。”对此，德雷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效的战争宣传应不断重申清晰的参战目的，以实现国家团结，同时，适度的新闻审查能够有效激发士兵和平民的斗志。但是，新闻信息监管署在两方面都失败了。”

诚然，德雷克书中出现的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分析亦不乏锐利的色彩，但本书让我最为欣赏的地方还是他基于丰富、新颖的史料得出的冷静判断，其中最让我深以为然的则是以下不失公允的结论：本书尽力展现出的巴黎（和其他地方一样）的情况并不是非黑即白，在巴黎，有些人（极少数充满勇气的一群人）投身抵抗，其中很多人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有些人（同样也是极少数）出于意识形态和投机的原因，为了个人利益或是谋求提升地位与纳粹合作；还有些人利用战时物资短缺的境况从中牟利。然而绝大多数巴黎人都在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剥削中尽力求生，同时尽己所能地不予妥协。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写好现当代史的书实非易事，而写好涉及“尚未过去的过去”（此为法国学者在帕克斯顿的《维希时代的法国》在法国引起震动和争论时的提法）的现当代史的书，则可谓难上加难。不过本人觉得，本书的读者们或许大可感到庆幸，德雷克不仅知难而上，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学识、才情和努力，为大家奉献了一部别开生面、鲜活真实、洞见迭出、发人深思的战时巴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