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蓄谋已久。早在十六世纪末年（明朝万历年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就曾多次狂妄地宣称：“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渠长根著《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26页，新华出版社，2009年）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赔偿巨款，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妄图全面主宰中国，虽未全部得逞，但也足见其狼子野心之大。
自近代以来，这个在我中华大地卧榻之侧的蕞尔岛国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中国有识之士广泛警觉及同仇敌忾。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琦（1892-1951）旅欧时在答复友人的信中说：
吾虽困顿流离，然生平所抱排日救国之宗旨，则未尝一日放弃，苟此生幸而健在，他日得以生还玉门，定当与兄驰骋中原，鞭策国人，于二十年内，起而与倭一战，成败利钝，非所计也。
1923年，曾琦在《日记》中还这样写道：
予悼王希天君一文，力辟国人梦想和平之非，谓我国欲求自立，非于二十年内，准备与日本一战不可。因日本苟非侵略政策失败，则其军阀之野心，永不能戢也。
曾琦乃一介无拳无勇之书生——虽然他后来组织中国青年党，麾下有若干武装力量——他能凭什么与日本狂寇一战？这话实际上代表了潜伏在民间的一股正气，代表了中华有识之士的一种与强敌相抗的精神。凭着这股正气，这种精神，再加上卧薪尝胆，培育滋养，扩展开去，唤醒广大民众武装起来，终能“三千越甲可吞吴”。历史上，弱势而正义的一方战胜强大而残暴对手的事例并不鲜见。此即孟子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况且曾琦当时预测二十年内必与倭寇一战，也确实得到后来历史的验证。
曾琦
据1941年《竺可桢日记》所记，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字一樵）在西迁的浙大作过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中，顾氏提及孙中山在1921年就曾预测中日必有一战：
顾述我国外交之方针，以抗战为建国之策略，次述一国不能不有独立之外交政策，又述总裁三月间之议论，谓吾人第一须做一个中国人。孙总理于二十年前已认清中日必战，且谓战后须注意国防。
回到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被国会参众两院联合推选为非常大总统。4月上旬，美国记者辛默向孙中山提问何国干涉中国时，孙中山回答：“余意中所述者乃日本耳。日本之意，盖无（不）欲在中国扩充其势力，彼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并表示坚决反对北方政府以张作霖为首的亲日政策。6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教育大会上指出：“今者中国国权已落入日本人之手，视我为属国，支配之，宰割之。”8月，美国政府不明中国国情，竟然邀请北方政府派遣代表出席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孙中山发表一系列演讲、宣言及书信，揭露北方政府“在一切重大、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是日本的工具而已。9月18日，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会见美国记者金斯莱，郑重宣布：
美国欲避免战祸，只有一法，即为及今以口舌与日本力争，如美国今不协助中国，抵拒日本，则美国将来必至与日本开战。我政府已不啻与日本宣战。
孙中山确有先见之明，在1921年就预言：美国政府如不趁早协助中国南方合法政府，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行动，将来必自身遭殃，美日两国必将开战。9月20日，孙中山在致美国总统哈定的密函中发出警告，日本企图占领满洲，这是一条征服吞并中国的老路。孙中山同时预测：1925年日本将完成攫取满洲的任务，从而控制中国，随后将振振有词地与美国作战。11月上旬，孙中山与《大陆报》美国记者谈话，表示：“吾人并不攻伐中国之北方，乃欲与日本战耳！因北方之人民，赞同吾人之主张，吾人今只谋推倒被日本使用之华人耳。”1922年4月中旬，孙中山在广西梧州与来访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谈话，指出：“广东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国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为日本外府之北庭”，“盖中国若不推翻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范围，日本必利赖中国之天产及人民，以遂其穷兵黩武之帝国主义”，“吾人今日自救，即可以使全世界免除日本武力之危害。”
孙中山确是位高明的政治家，他早已看出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及世界和平的危害，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与1941年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可以说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孙中山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自诩早在抗战爆发前十年就预测中日必有一战。戴季陶（1890-1949）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鼓吹革命，加入同盟会。192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院长。1948年，改任国史馆馆长。戴季陶1912年曾任孙中山秘书，后随孙中山访日，参与访日期间的所有重要活动，对日本政界有非同寻常的了解。他在1917-1919年间先后撰写《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我的日本观》。1927年，撰有《日本论》一书。1944年《竺可桢日记》记载三民主义青年团总部开会：
委员长以感冒未能出席，由戴季陶致开会辞。述抗战十年前（十六年）渠著《青年之路》，曾预示十年之后将有中日之战。并谓中国人不讲科学，则工业不兴，国防无从坚固。自以谓有先知之明。
由于戴季陶访日期间接触到不少日本政界人物，频繁与之交流，故后来对于日本的侵华政策与侵华伎俩作过入木三分的揭露。他在《我的日本观》中曾说：“照我的研究结果来判断，日本所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并不是那一个日本人独创出来的，……全部责任是在日本建国的主义上，在日本统治者阶级思想上，在日本政治社会的组织上。”概言之，侵华是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政策”。他在《青年之路》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日本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侵略者“在南方，又以全力扶植起岑春煊和唐继尧来，压迫（孙）总理统率下面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在中部扶植张勋的势力，造成督军团的基础。在北京扶植段祺瑞的势力，令他取袁自代，统率北方，勿给南方的革命势力在中央发展的机会。而同时更以全力扶植张作霖，以扩大张作霖之势力者，在中国北部树立日本不可拔之基础。由他这一种分头帮助中国内乱的政策，中国的分崩离析，一天利害过一天”。1927年，戴季陶开始撰写《日本论》，对日本民族、国体、社会、政党、人物有更为详尽的剖析。综合这些清醒的认识，戴季陶在这一年预测中日将来必有一战是完全可能的。
戴季陶
在预测中日交战及其后果方面，黄郛其人具有独到的眼光。黄郛（1880-1936）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黄郛与蒋介石参与陈其美主持发起的光复上海活动，三人并结为“盟兄弟”。“二次革命”失败遭袁世凯政府通缉，黄郛亡命日本并到美国游历数年，撰有《欧战之教训与中国将来》《战后之世界》两本重要著作。
1915年，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黄郛由美返国，在沪参与谋划浙江反袁军事活动。后定居天津，与北洋政客交往密切。1923年，先后出任张绍曾内阁的外交总长、颜惠庆内阁的教育总长。1924年，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大总统一职。1926年，黄郛应蒋介石之邀南下。北伐战争开始后，为蒋介石反共“清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献计献策，曾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部长，是处理日本挑衅发起的南京事件、“济南惨案”的重要角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入侵华北已箭在弦上，步步进逼。1933年，黄郛北上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最终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黄郛曾被日本人称为“能够理解日本的第一人”、“亲日派的总帅”，但早在1918年，黄郛即对来访者谈论他个人的历史观：
世界有两大循环，有纵观的循环，有横观的循环。纵观循环，如三百年前法路易十四罢免西班牙王冠，惹起各国之共攻。其后法国革命，内外交迫，而有拿破仑之崛起。因拿破仑之专制，复有欧西联盟放之于荒岛，其后有普法战争。因普法战争复种下此次大战，以至围攻威廉。横观循环者，即世界文明，可断其由东而西渐，决非由西而东渐。所谓自西而东者，不过近百年耳。中国文明西渐，不由海而由陆，经中央亚细亚，而希腊，罗马，而西班牙，而英国，而美国，由美国而日本，日本又顺道返至中国，此乃逆转而归中国。此五千年来文明旋转一周，实与中国以复兴之机会，不然即中国之末日也。然中国之兴亡，与日本之政策变更与否，有莫大之关系，日本乃固执前此态度，不特中国危险，彼将先我而覆亡。
关于历史循环论，战国时期邹衍曾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原理，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王朝更替与历史变化，都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彼此取代、循环发展的结果。十八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则认为历史的变化主要通过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来具体运转，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黄郛独辟蹊径的是：他看到了这种时间长河中的纵向循环之外，还提出了地理空间中的横向循环。
在黄郛看来，中国是古代文明由东向西的传播者，转了一圈之后，至近代又成为综合吸收各国文明的接受者，历史给予中国文明复兴的机会，但这个复兴的机会能否顺利兑现，与当时日本顽固推行侵略政策进行罪恶的干扰或有很大的关系。
世界文明的传播究竟是由东向西，还是由西向东？是古代由东向西，近代由西向东？或者一开始就是东西文明双向交流交融，或者是某个时段东西方先后错位地向对方输送传播各自的发明及文明——所有这一切可让世界文明传播史的研究者慢慢探讨，找出合乎事实的准确表达方式。
在国势衰弱、强敌环伺的1918年，黄郛特别强调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传播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其目的当然是想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样一个人口多达数亿的民族，拥有广大的疆域、辽阔的山川，以及自古圣贤豪杰创造辉煌文明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历代仁人志士抵御外敌视死如归的血性精神，要想轻易打败或征服这样一个民族岂非梦呓？纵观外部，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正在互相激烈对抗博弈，此消彼长，一切皆在动荡变化之中。由于无法克服侵略野心的无限膨胀与国土及人口资源先天不足的这个巨大矛盾，产生于蕞尔岛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稍有不慎，即会玩火自焚，“彼将先我而覆亡”——这正是黄郛的言外之意，也是黄郛预测日本先亡的逻辑支撑点。
黄郛其人阅历丰富，宦海沉浮多年，加上好学深思，具有国际视野，也可算作半个读书种子，虽然反共反俄，误入歧途，但他预测日本“彼将先我而覆亡”之言，系深思熟虑后所发，绝不可等闲视之。
不必讳言，在学界的主流评价中，黄郛是媚日外交的重要角色，尤其为人诟病的是1933年他主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些皆是史实或者常识。但我们不能因人废言，无论如何，他在1918年的预测还是颇有见地的。
黄郛
黄郛较之蒋介石高明的是：他早已预测到一旦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想依靠“国联”以及美英各国来阻止日本侵略行动完全是不可能的，纯粹就是一种幻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蒋介石奉行的是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全力剿共政策，对日并不积极备战。故“七七”事变发生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就轻易丧失了首都南京，以致许多官员与民众怨声四起。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1898-1986）在日记中记载：
战败后，许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渐次消失。张伯勉到四明银行接洽公务，便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彦远、介松在旁边，也附和此说。这分明是自信心已经动摇了。战败不足怕，自信心动摇了，才是真正可怕。
公职人员在抱怨国民党政府无能之余，盼望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朱德出任要职试试身手，这或许也是国共联合政府的最初民间构思了。部分国人抱怨之余，寄望于政府改组，但大部分国人，包括海外华侨，一开始就对日寇同仇敌忾，抗日呼声极其高涨，陈克文的日记记载：
蒋委员长今日虽发表讲话，表示决不屈服妥协，战争正在开始，并非终了。但中央军及中央航空队，尚未参加作战，实令人急煞。苦闷心理已遍于全国，海外华侨尤为焦燥。星洲华侨来电，谓廿四小时后，再无中央军参加作战消息者，将宣布脱离国籍矣，苦急之状可以想见。
“七七”事变发生不到一个月，海外华侨以“再无中央军参加作战消息者，将宣布脱离国籍矣”来敦促蒋介石挥师抗战，这表明凡我炎黄子孙，纵然身居海外，关注祖国安危的赤子之心却同样炽热。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一方面发表演讲，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另一方面却还迷信“国联干预”，提出申诉，并派遣许多特使奔赴欧洲各国，希望得到有力的支援，但实际上往往是或者希望落空，或者收效不大。这个时候，再来重温一下黄郛当年的预见，令人感慨不已。据黄郛同时代的人士回忆：
（一）国人有依赖国联者矣，民国八年，先生著《战后之世界》。其第六章已痛言国联之不可依赖。十四年后，先生仍具此信念。（二）国人有依赖世界之正义观人道观者矣，同书中亦已证明空谈正义人道之不可恃。十四年后，先生深信英美各国，对于日之侵华，虽常有正义人道之宣言，然万不能望其有实际之援助。盖彼自顾不遑，其在东亚实力，亦非日本之敌。
先生著《战后之世界》。尚在国联创立之初，先生即曰：“发起联盟者，自身已表示不信任联盟。”又曰：“联盟之作用，其前途可以想见。”又曰：“吾人不能依赖国联。”而今则何如。……先生深信中国惟有自力更生之一途，任何列强，可以为友，而不可以依赖。此先生之又一警告也。
黄郛具有国际视野，了解欧美各国国情，早已指出“任何列强，可以为友，而不可以依赖”，“英美各国，对于日之侵华，虽常有正义人道之宣言，然万不能望其有实际之援助”。这深刻表明黄郛对于近代国际外交关系的洞察力较之蒋介石高明好几倍。
留学日本的黄郛(左)与蒋介石合影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中间约有六年。在这六年中，历史的发展相当曲折微妙。1933年6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对外军事战略，得出结论：日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是苏联（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28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935年夏，蒋介石派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政府递交《中日和平提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外敌环伺的中国政局出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重大转折。日本当局居心险恶，命令伪蒙德王于次年1月18日发出通电，声讨张学良，并表示“为使中央无后顾之忧，专心讨逆，暂时中止对绥军事行动”（同上书，292页）。显然，日本希望国共双方处理“西安事变”时应对失措而引起大规模内战，进而坐收渔人之利，乘机侵占中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新的基础。
中日之战不可避免，但日寇究竟何时何地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普通的民众谁也无法精确地逆料。抗战爆发前夕，1935年至1936年，文学家郁达夫正在杭州建造他的“风雨茅庐”，造价一万多元。稍前两三年，画家丰子恺倾其半生积蓄，在他的故乡浙江石门湾精心建造“缘缘堂”。在后来弥漫的战火中，这两座建筑或被炸塌，或被损毁，使建筑的主人悲愤不已。
1937年7月7日北方“卢沟桥事变”爆发，在此之前至少一个月，江南大企业家荣德生（1875-1952）从友人那里获悉一条预言：
隔数月，祝月涵君与余谈：“日前见到一预言家姚君，能前知，谈时局，战事将起，无锡不佳，沿江沿海均非可居地，仅上海稍好，而华洋杂处，宜早预备。”余怪其言，不听。逾月，渐觉外交日趋严重，战端已露，余心殊忧疑，知一经发动，非短期内可了。近二十年间，世界各国强弱不均，日益显著，强者利用倾销政策与侵略势力，以弱者为殖民地，弱者不甘屈服，起而反抗，遂成战祸，实此故也。
预言家姚君发出三点警示：一是战争即将爆发，二是战祸殃及无锡，三是沿江沿海均非可居之地。较之民国时期名震大江南北的命理学家袁树珊，这位“预言家姚君”似乎是名不见经传，人微言轻，谁会相信呢？他的预言虽然奇准，但在历史的大浪巨澜中，如一枚落叶早已被卷入江底，无法引起公共视野圈圈涟漪。人类的弱点恰恰在于：对自身有利之事，往往乐观其成；对自身有害之事，每每心存侥幸地希望其不会发生。荣德生是位长袖善舞、极富经商前瞻战略眼光的大企业家，但对于迫在眼前的战祸却掉以轻心，认为“预言家姚君”之言是危言耸听。“余怪其言，不听”这六个字道尽了江南士绅在强敌即将入侵之下昧然不觉的苟安心态。
毛泽东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此时荣氏家族的事业达到鼎盛，有茂新面粉厂四家、福新面粉厂八家，申新纺织厂九家，还有制造相关机器的机器厂，成为闻名中外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1937年荣德生本人作过这样的回顾与总结：
余自创办实业，至此已四十余年，终能做到自造自用，虽年逾花甲，而对事业之心未衰。正欲觅矿开采，从小炉冶铸做起，计划能达每日百吨为止。工场通小铁轨，直至大河，上下驳卸，小件则用汽车装运。种种设施，分头办理。正在勘探铁矿，着手进行。大公图书馆藏书，已达十八万卷，其它中外杂志、报章、外文图书，尚不计在内。
荣家事业欣欣向荣，并且正在急速扩张之时，自然无暇顾及以及考量是否有潜在的危机会突然爆发。距离“预言家姚君”发出的警示仅一个多月，“渐觉外交日趋严重，战端已露”，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引爆。荣德生自述：
时忽有军队到乡驻防训练，军事长官，常川来往，似有战事准备，余不得不心存谨慎，防生意外。至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猝起，当时江南尚称安定，无锡各业照常，惟北方阻断，面粉堆积，无法销运。……不料风声日紧，牵动南方，至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事发生，交通隔绝，后方军事戒备。
讵意十月九日日机肆炸无锡车站，铁片飞入新仁栈内，突然起火。余接电话，前往察看，派人抢救，救火车亦来施救，以火势猛烈，满栈存货霎时全成灰烬，仅留麦栈。
至十一月十二日，日军又在金山卫登陆，国军防线逐步后退，知事势已急，不能再留，再三筹思，避往何地，过远恐经济难继，消息隔膜，细观地图，尚以汉口为宜。
抗战初起，荣德生仅仅先抽身撤退至汉口，因为他每天还要通过“电询”了解并遥控指挥深陷在战火中的上海、无锡两地荣家企业如何应对：
连日晚间电询无锡情形，大局日坏，十九日后锡城已无警备，厂栈存货为人运去，家中三、四两儿新房已被人开启，城乡居民大都避往乡僻之区。二十三日国军撤退，自将宝界桥炸断，县长等均退镇江。二十四日日军到无锡北门。
上海每日电询，知损失已重，大略谓：申一、八已隔断在火线中，申五、申六、申七在杨树浦，适在战线，无人看守，在闸北地区之福新各厂亦同。如何结局，不能预料。至此，惟有听天由命而已。
每日闻苏、锡一带避难来汉者谈及，沿途水急风狂，人多船挤，吃尽苦楚，为之恻然。余家则四儿毅仁、六婿通谊、外孙新一，均乘小轮先于十一日抵汉，专叙一处，心中稍慰。然余身虽居汉，而心怀家乡，念及半生事业，全付劫毁，深用怅惘。
荣德生从5、6月间获悉预言家姚君之言至“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间相隔至少有两个多月，虽然不长，但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预做准备。后来发生的“长江大撤退”以及宜昌抢运数万吨兵工器材，规模远较荣家巨大，但也仅费数月时间。关键取决于主持者人生阅历是否丰富以及对于大局变化的预判是否准确。
商场本来如同战场，更不必说1930年代之际随时可以触发的战祸。盲目地扩大企业规模而不知战祸之迫近，只能说是筑巢于幕。荣德生闻听姚君预言，理应做最坏之打算，以其财力，完全可以聘请各方面专家进行“兵棋推演”，筹划各种应对预案。对于抗战具有卓见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就在沪上执教，荣德生如能及早移樽请教，必能获益匪浅。然而大企业家荣德生掉以轻心，直至战祸迫近，仓皇间避居汉口，遥望战火笼罩之下的江南，感叹：“半生事业，全付劫毁。”总之，损失惨重，悔之晚矣。
这位预言家姚君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在“七七”事变之前一个月，不仅准确预言战争即将爆发，并且还断定“沿江沿海均非可居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状况证实：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皆先后沦陷，而陪都重庆迭遭日寇战机大规模轰炸，民众伤亡累累，惨不忍睹。对于荣德生而言，国仇家恨齐涌心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痛定思痛，追悔莫及之余，他在晚年总结性地回忆反思时，着重地记下了当年预言家姚君的先见之明。
荣德生
1936年，中国外交家顾维钧（1888-1985）出任法国大使。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顾维钧向国联提出申请书，要求其制止日本侵华行动。但在抗战初期半年时间内，日寇凭借巨大的军事优势，先后在北方攻占北平、天津，在南方攻占上海、南京，寇势正旺，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轰炸在中国境内的美国炮艇与英国商船。据顾维钧回忆：
当时的情况确实十分严重，这不仅是因为日军还在持续挺进，同时也是由于日本侵华陆海军将领们即使在和美、英等国打交道时，也同样肆无忌惮。人们还记得，12月12日美国炮艇巴纳号就是被在南京上空的日本飞机炸沉并造成了一些人员死伤的。在此前后，有些英国商船也在芜湖和南京附近受到了日机的袭击，还有英国军舰瓢虫号也受到了轰击，有一名水手被打死，另外几名受伤。据英国人办的《华中邮报》说，毫无疑义，这次攻击纯系出自日方的蓄谋。
1937年12月，日寇侵占南京并进行大屠杀。形势十分严峻，中国政府向欧洲各国派出李石曾、蒋百里、陈公博等特使，企图争取列强的支持。这几位特使最后来到驻巴黎大使馆内，与顾维钧一起进行讨论，“试图估量整个世界形势对中国局势的关系，并寻求如何取得友邦有效支援的切实办法”。讨论的结果归纳成一个拍发给蒋介石、汪精卫和孔祥熙的电报稿。顾维钧回忆：
鉴于欧洲的严重局势，电报中说，据我们看来整个中、日问题的关键，确实掌握在美国手中。因此，我们一致认为，首先需要认真接近美国，弄清美国的态度。
显而易见，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要抗击全面入侵的残暴日寇，非常需要国力强盛的美国支援。1938年2月21日，顾维钧拜访了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与其探讨美国政府能否采取援助中国的行动。承蒙蒲立德直言相告：“中国在美国拥有广泛的同情，……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产生同情，而是由于美国人民喜爱中国人和中国。不过同情和采取实际行动以援助中国的愿望不是一回事。”这次中美驻法大使的会晤谈了不少问题，蒲立德亮出了美国政府的底牌，《顾维钧回忆录》记载了具体内容：
蒲立德说，美国在中国的物质利益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人民不赞成为了中国而和日本打仗。真正能打动美国人民的还是荣誉感。正是这种荣誉感促使美国参加了上次世界大战反对德国。
蒲立德说，所以，如果不是再发生一次“巴纳号”那样的事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动美国人民为了对付远东的冲突，决心采取一种更积极的政策。
总之，近代国际外交关系奉行的是一种“只讲利害、不问是非”、类似丛林法则的政策。既然蒲立德认定：除非再发生一次日机炸美舰之事，再次羞辱美国的“荣誉感”，否则美国就不会援华而参战；那么，就让美国佬“求仁得仁”罢。三年后，东洋武士道的战机大规模偷袭珍珠港，给予星条旗下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沉重打击。
时间先回到1940年，德军在欧洲所向披靡，4月入侵丹麦、挪威，5月法国巴黎沦陷，6月英法联军大败，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法国贝当政府投降。此时顾维钧在欧洲外交场合折冲樽俎，并常常感到焦头烂额，他的太太黄蕙兰正移居美国，以便照料在那里读书的两个儿子裕昌、福昌。据黄蕙兰回忆：
1940年维钧在驻法大使任内，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我去了美国。美国那时还未参战，在欧洲许多人猜测美国会不会参战以及何时参加同盟军作战。我在纽约州阿尔巴尼附近的许隆湖地方租了一处村舍，以便在美国上学的儿子们能来看我。……裕昌外出旅行去访问他的一个同学，福昌带了一个年轻伙伴叫弗里茨的来住了几天。很快我们招待他的娱乐办法就计穷了，于是我取出一个从壁橱里找到的灵应盘（洋扶乩盘），提议我们试试。
我们三个人围坐小桌，乩盘摆在桌上，手指轻抵，一开始没有动静。我正提议早点就寝，忽然乩盘大动起来，我们几乎都跟不上。我怪孩子们故意推动，他们都不承认。最后我问乩盘：“你打算到谁那儿去？”
乩盘偏滑到福昌怀里。我找了一张纸交给弗里茨让他记下乩盘上的笔指在什么字母上。我和福昌用指头轻抵乩盘。
于是福昌问：“美国是否要参战？”他和我在暑假中反复议论此事。
乩盘拼出字来：“是的。”
福昌问在何时。乩盘拼出字来：“1941年12月。”
福昌又问在此以后战争还要打几年。乩盘答复：“4年。”停了一下，乩盘又拼出“中国必胜”。
乩盘突然停止不动，我们再也不能让它动作，第二晚也如此。等我回到纽约，中国总领事问我，对美国参战之事有何设想。这并不是个特别的问题，人们常常互相探问，想从中搜集到一鳞半爪的消息。我于是告诉他我和福昌在许隆湖扶乩的事。
黄蕙兰这次扶乩所显示的预言令人惊奇：一是1941年12月美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而进行反击，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参战力量；二是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四年，至1945年9月日本宣告正式投降结束。这两个预言皆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人们或许不能说黄氏1940年的扶乩结果为无稽之谈，因为她当时即告诉中国驻美总领事，以待事后之验证。
每每陷入困境乃至绝境而四顾无援时，人们往往向天祈祷，甚至希望“天佑中华”。此即大史家司马迁所说“夫天者，人之始也，……故劳苦倦极，莫不呼天也”。无论是扶乩、碟仙、灵应盘，只是使用媒介工具不同而已，本质上都是人们万般无奈之下要向宇宙中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力量祈求启示——尽管这种神秘力量是否存在，永远是“见仁见智”之事——1940年之际，美国是否参战与何时参战，是能否扭转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因此，黄蕙兰扶乩的指向，抓住了未来国际形势的关键之点。
黄蕙兰
历史上，人们突然遭遇凶险异常、不可测知的变局，往往会茫然失措；此时此际，没有一种兴起于西方的现代学科知识能指点你如何逃难、如何避险。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尚寄身于北平这座危城之中的大学者陈寅恪与挚友吴宓教授数次密谈，讨论对大局的看法。同年7月27日，吴宓用《易经》对时局卜了一卦：
晚饭后7:00小雨，至叶企孙宅。知日军昨晨占廊房，与我军冲突。今日上午、下午，宋哲元开军事会议，诸将意见不一，无结果，战事必不免。企孙等赶急筹备，并送友人眷属，拟乘平绥火车，赴大同、太原等处避难（实则明日路已断，企孙等终未行）。
宓归室中，虔心卜易经卦（以手指定），得“□解，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宓所卜之一段文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9:00寅恪来电话，云此是吉卦。是时偶闻炮声，然似甚远，宓乃整衣卧床，于8:00即寝，以静待天命。
吴宓卜得此卦在《易经》称之为“解卦”，筮遇此卦，利于往西南，将来从西南归来也是一片吉祥，故曰“其来复吉”；如欲行动，就是早走为吉，故曰“夙吉”。《彖》辞对《解》卦阐释说：“《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意思是卜得解卦，即是面临危险时，避开危险的方法就是要往西南行动，唯有行动才能免除险境。天地有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方向，为什么独独要往西南呢？为什么又说“《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呢？据《周易•说卦》阐释：西南为坤方，坤为众，则往西南可得众人之助，即“往得众也”。其次，往西南又能掌控天地之中道，亦即天地之正道，未来重归当然吉祥，此即“‘其来复吉’，乃得中也”。复次，早赴西南，且能建功立业，此即“‘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吴宓卜得此卦后，当即转告陈寅恪。不久，陈寅恪即用电话告诉吴宓：“此是吉卦。”此卦象明示“利西南”，可谓意味深长。但笔者在此并不想展开探讨：这个“利西南”是否预示中国的抗战中心将设立在西南地势险峻的陪都重庆，以至日寇久攻不下，而成为中国抗战的相持转折点？这个“利西南”是否预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选址的恰当，以至在战火纷飞下，这所大学还能培养出一批科技精英、文化精英，为未来中国的复兴奠定了举足轻重的基础？这个“利西南”是否预示后来陈寅恪、吴宓坚定地避居西南，如陈寅恪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所言“先生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
笔者只是想指出：面对极为险恶的大突变时，留洋多年、饱受西方科学文明及历史文化熏陶的吴宓、陈寅恪教授尚且仰仗并信奉《易经》占卜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方法，那么，我们也可理解这位娴熟多种外语且具有良好教养的现代知识女性黄蕙兰在1940年之际借助扶乩这种形式，想去预测美国何时参战了。
尤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1934年，共产党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处境极其险恶，中国革命陷入最低潮；这一年的5月，在一位与民主人士褚辅成关系密切的人物家中举行了一次“碟仙表演”（本质与扶乩相同——笔者按），共有十三问，十二答，比较正确地预言抗战要经历多少年以及战后中国的局势，其中关键之点是预言共产党将主宰中国未来之天下，一扫辛亥革命以来分崩离析之局面，并保持长治久安。中国民主同盟首任主席、中国职业教育社发起人黄炎培在日记中亲笔记录了这次“碟仙表演”的全部内容，笔者数年前把这些内容引入文章，并详加阐释（参阅拙文《玄学大家沈瓞民与他的学界友人（三）》，载《万象》2011年第10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笔者在近十五年来通读一百二三十部晚清民国日记中所看到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条极神奇的记载。夫复何言哉，夫复何言哉！或许只能这样说，中华民族自伏羲画卦、文王演卦以来的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极其深厚，唯有这种数千年文明未尝中断的民族才能提供预言之神奇的无限可能性。
倘如天道不谬，倘如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错位，倘如人类还有梦想，共同渴望过上美好祥和的生活，以至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如涓涓细流汇聚起来，最终形成一种潜在却强大无比的合力，那么，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必将战胜邪恶的另一方，无论后者如何凶残横暴，如何不可一世。令人感到啧啧称奇的是：在漫长而艰苦的抗战过程中，甚至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西欧及日本三方都有民间高人及有识之士发出不同形式的预言，断定入侵中华、貌似强大的东洋狂寇必遭灭亡。
在西方，德国地缘政治家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于“九一八”事变前就告诫日本人不要入侵中国，因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像个大海，入侵者最后都将不得善终。英国史学家威尔士（H. C. Wells）亦有类似预言，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1898-1986）在1938年的日记中记载这位史学家的预言：
读威尔士（H.G.Wells）著《未来世界》，预言中日战争部分，如果可信，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虽预言，与普通预言家之预言不同：凡所推测，根据事实，且指陈中国抵抗方法，亦极合理。此书托言为国联秘书长（Philip Raven）梦书，大概拉文因地位关系所得各国情况比较详确，推测自多合理，但又不便率直发表，故托言梦书。
在中国，《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两条预言最为奇特：一是“到了北京，又到南京，到不了西京，回不了东京”。意即日寇只要攻不下中国陪都重庆（西京），就必遭惨败，回不了老巢东京。二是“回天一二九，白日结深仇，但看日西休”。因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国于1941年12月9日对日宣战，数番鏖战之下，最后扔了两颗原子弹，彼此结下深仇，迫使日寇投降，战犯则送上绞架完蛋。
尤为难得的是：在日本本土，竟然也有民间高人在日本投降前两年就预言日本即将灭亡。吴虞（1872-1949）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几乎与鲁迅、胡适齐名的文化名人，在他1943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一条罕见的记录：
肇海言日本一高年，百余岁，有道术人也。天皇忧战事不利。召之入宫，询以休咎。答言，日本于三十二年十月八日必亡。出宫，一少壮军人执问，请解释其亡之故。其侍者曰，何必烦吾师，吾即能解释之。即以一纸一方，折成三角形、作三叠，用剪剪三纸，则一为意大利国旗十字，一为德意志国旗卐字、一为日本军旗日字也，盖三剪则无矣。
1943年的国际大势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与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分别全歼及击溃德军及其仆从军数十个精锐师，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以中途岛战役与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沉重打击日军，从此走向战略大反攻。时间到了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明白告示：“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竟然宣称：日本对于《波茨坦公告》“根本不屑一顾”。由此可见，在行将灭亡的1945年7月，日本侵略者尚且如此气焰嚣张，则不难断定1943年时日寇肯定还抱有许多幻想，决不会束手待擒甘心失败。
然而恰恰在1943年，日本百岁“有道术人”应召入宫，向天皇预言这一年10月日本必亡。莫非这位高人预知狂妄好战的日本帝国不久将遭遇毁灭性的巨大打击，故奉劝天皇趁早罢手，自寻退路？耐人寻味的是：日本政坛一意孤行奉行侵略政策的少壮派军人犹不甘心，竟要质问日本灭亡的缘故。日本百岁“有道术人”的弟子以剪纸艺术作了具象化的演示，彻底打破了好战分子困兽犹斗的迷梦。
传说古代中国龙虎山天师府的道教人物能撒豆成兵，一把剪刀能剪出纸人纸马呼风唤雨；如今或得之于华夏真传的日本百岁余“有道术人”及其弟子能一纸三叠，数刀剪出法西斯德、意、日三国国旗并归于毁灭，从而预言法西斯同盟走向灭亡，值得赞赏；其师其弟，则亦不失为中华道教海外佳弟子。
倘如有一天热衷于靖国神社拜鬼的日本极右势力幡然醒悟，深自忏悔当年穷兵黩武而引发美国佬扔原子弹，殃及数十万日本平民死于非命，转而上下求索，努力考证出这位“有道术人”的真实姓名，且把靖国神社改名为祈求和平社，扫除战犯群鬼牌位，并供奉百岁“有道术人”之灵位，每日对之“三省吾身”，痛悔昔日发动侵略战争之罪恶，则中华学者不妨未来重修《中华民国史》时，在新增添《道教海外别传》中为这位日本百岁“有道术人”单独立传，以表彰道教海外别传弟子的另一种抗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些中华古训闪烁的光芒，虽然不及广岛、长崎上空蘑菇云的亮度那么耀眼，但这些古训的历史穿透力，强大无比，历久弥新；在上苍看来，它们将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相偕而行，直至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