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是德国占领的众多国家中比较独特的一个。在伦敦有波兰流亡政府，在华沙则有地下政府（Delegatura）。华沙地下政府的第一位代表西里尔·拉塔伊斯基建立了20个政府部门，由前政府官员、公务员以及当地的代表组成。

1942年的夏天，拉塔伊斯基因为身体状况欠佳辞去了代表职位，不久便与世长辞。他的继任者扬·皮艾卡乌凯维奇于1943年2月被盖世太保逮捕，接着扬·斯坦尼斯瓦夫·扬科夫斯基（在二战期间幸免于难）接任。来往于波兰与英国之间的通信员扬·诺瓦克描述扬科夫斯基为：“中等身材、秃顶、戴着眼镜……有强大坚定的个性，行事异常果断。”

通过教育和文化维持斗志

地下政府的目的首先是想通过教育和文化维持波兰人民的斗志；其次是为了宣传工作，鼓励人们进行抗争；再次也是为未来作好准备。几乎在占领初期，他们就建立了地下中等教育系统，秘密重开了华沙大学。当德国占领波兰东部省份后，扬·卡齐米日大学、利沃夫理工大学和维尔诺的斯特凡·巴托雷大学相继开始授课。1942年，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也恢复了教学。总共约有1000名学生就读于这些秘密大学。

地下政府同时也致力于恢复各文化领域：剧团开始创作演出，艺术展览也相继举办。他们抵制德国赞助的文化活动。例如，华沙爱乐乐团部分成员在华沙拉迪利餐厅进行演奏，由阿道夫·多尔泽茨基担任指挥。此人突然“想起了”他的德国血统，签署了德侨名单。于是所有爱国的波兰人都纷纷抵制这次演出。

1939年9月，格丁尼亚，德国士兵摘下波兰政府的标识。

1942年12月，波兰地下政府成立了由斯特凡·库蓬斯基领导的全民抵抗指挥部（Directorate of Civil Resistance）。指挥部有很多任务，最首要的是指导波兰民众如何有效地抵抗德国统治。比如，指挥部要求人民藐视德国的法规并尽可能地疏远德国人。他们还建议各专业领域的医生替波兰人出具虚假医疗证明，使一部分波兰人能够避免强制苦役；除此之外，他们还鼓励法官不要把波兰的案子上交给德国法庭审判，让企业家尽可能多地雇用波兰工人，这样就可以阻碍德国人强征波兰劳工去德国服役。

斯特凡·库蓬斯基的消极抵抗很有成效。扬·诺瓦克有一次开完秘密会议回家，在街上被盖世太保盘问去了哪里：“透过德国人的手臂，我看到远处门上的一个小铜牌，上面写有一个女牙医的名字。我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她的名字和门牌地址。”德国人按响门铃，询问是否有一个叫耶吉奥朗斯基（诺瓦克的真实姓名）的病人刚刚离开，牙医则确认有过：“她是一个陌生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将来也不会遇见的女人。但她一秒钟也没有犹豫，因为她在瞬间就明白了，一个波兰人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

地下宣传与抵抗工作

地下政府信息宣传局（Bureau for 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的工作也颇见成效，能及时向民众通报重大事件和政策信息。《波兰生活》（Polska Zyje）和《信息公告》（Biuletyn Informacyjny）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两个主要出版物，最高印数达4.7万份。这些杂志也曾被赠送给德国的华沙总督路德维希·菲舍尔。在波兰档案馆里，有1174种不同的杂志。信息宣传局还出版军事、技术和教育手册。

地下政府曾进行过所谓的“N行动”，这个行动为德国人提供诸如名为《士兵》（Der Soldat）或《铁锤》（Der Hammer）的期刊，这些刊物模仿德国期刊的风格，但大部分都是在进行黑色宣传。杂志在整个波兰境内发行，甚至还发行到德国以及东部前线地区。

波兰人在与德国人的抗争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在短时间内公告大众，宣布1942年5月1日是带薪假期，甚至连德国工人都上当受骗，关闭了工厂，尽管德国广播里发了疯似的催促工人返回工厂去。那些拥有收音机的波兰人还能够收听“黎明”电台（SWIT），该电台实际上位于伦敦郊外，却假装在波兰境内广播。每天，库蓬斯基都会把信息传输到伦敦，然后“黎明”电台再把新闻向波兰播放。如此迅速的转播意味着这些新闻都是即时的，这使人坚信这个电台是来自波兰境内。它让波兰人感到还有人理解他们的苦处。

1940年冬天，德国士兵领着一队犹太人走在华沙街头。

在1941年底，德国开始征召德侨名单中第三类波兰人：他们具有部分德国血统，但此前一直被视为波兰人。多米尼克·斯多特曼就是这样一个被征入伍的士兵，他后来写道：“唯一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伦敦波兰电台的消息，它让我们知道人们在关心波兰的情况。我们被告知，任何志愿兵一旦到了前线就要向对方投诚。那样我们将有机会加入波兰军队，去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电台鼓励波兰人当逃兵，华沙的一家邮票店成了这个行动的中心：“当沿途都没有士兵巡逻时，逃兵们溜入营地并迅速地变换身份——他们换上新衣服、新档案、新发型——然后光明正大地从后门走出去。”一些从战俘营逃出来的英国战俘也可以享受类似的帮助。

隐匿英国战俘的行动最初由一个临时组织负责，该组织的领导人是马科夫斯基太太和奥舍夫斯基先生。到了1941年12月，罗维茨基接到从伦敦传来的指示，要求他去组织藏匿工作并遣送逃兵回国。而首要任务是要将英国人送往瑞士，在伯尔尼的波兰陆军武官也奉命前来协助。不幸的是，这个逃亡组织被盖世太保渗透，很多成员被捕。再次被捕的英国战俘被送去科尔迪茨或其他战俘营。一些英国战俘加入了波兰国家军。在华沙起义期间，来自英国的飞行员约翰·沃德通过他对伦敦的广播为国家军作出过重大贡献。

波兰被占领的波兹南省，波兰战俘在工地劳动。

机智地模仿德国法令

波兰地下组织也嘲讽式地模仿德国法令。1942年的冬天，德国将哥白尼雕像上说明他是波兰人的铭牌换掉，换成了一块指认他是德国人的铭牌。波兰人又把那块铭牌摘了下来。当德国人发现这件事以后，菲舍尔发出了公告，海报贴满了华沙：

最近，犯罪分子出于政治原因拆除了哥白尼纪念碑上的牌匾。作为报复，我下令拆除克林斯基纪念碑。与此同时我郑重警告，如果类似的犯罪行为再出现的话，我将下令停止对华沙波兰居民发放食物一周。

克林斯基的雕像被送往国家博物馆的仓库保管；有波兰人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跑到博物馆浅色的墙壁上用焦油写道“华沙人民，我在这里”，署名“克林斯基”。一个星期后出现了一张模仿菲舍尔的格式、口吻和字体的海报，上面写道：“最近，犯罪分子出于政治原因拆除了克林斯基纪念碑。作为报复，我下令将东部前线的冬季延长两个月，签名：‘尼古拉斯·哥白尼’。”巧合的是1942年到1943年的冬天确实比以往延长了。1943年4月，德国人公布了卡廷惨案的消息，他们张贴海报邀请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墓地。信息宣传局随即制作了一份海报，开头是德国政府公布的卡廷惨案的消息，随后却写道：

与此同时，波兰总督区下令，组织一个由波兰各民族组成的委员会，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考察。比较布尔什维克在卡廷所采用的大规模灭绝波兰人的手段，以此证明德国人对波兰人是多么的人道……

海报看上去是那么可信，以至于一些德国政府官员都出来张贴。波兰人还出了一本恶搞的小册子，上面写满了为抵抗运动准备的流行术语：“站住！举起手来，头朝地！你是党员吗？救世军还是党卫军？谁说谎就枪毙谁。我们将用德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对付你们，双手放在脑袋后头，面对墙壁。拿起铲子，挖一个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