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光复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军队，1940年成立于中国重庆。朝鲜义勇队是1938年由朝鲜“民族战线”理事、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金元凤组织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后与韩国光复军合并统一。他们积极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在对日本的宣传、情报刺探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摘译郑靖和《长江日记》中记叙朝鲜义勇队与光复军在中国相关活动的篇章，作为史料，以此纪念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韩国志士。
《长江日记》原名《绿豆花》，出版于1987年2月，是由郑靖和女士口述、韩国未完出版社的编辑记录、整理的自叙传。该书大部分是关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的独立运动和在华韩国志士的内容，其中有很多细节是其它文献记录缺失的，因此在研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在华展开的独立运动史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98年8月，韩国学民社将该书的内容重新出版，书名改为《长江日记》，书中内容除了个别日期等有改动外，其它内容与《绿豆花》的内容完全一致。
作者郑靖和（1900-1991），出生于韩国首尔，1910年与韩末曾任外务督办署理、宫内部特进官的金嘉镇之三子金毅汉结婚。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后，与公公和丈夫一起来到上海，参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的独立运动，一直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为止。其间她曾多次潜入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国内，为独立运动筹募资金。郑靖和女士是韩国著名的独立运动家，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华展开的独立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家属在嘉兴避难时的照片，后排左起第三开始为金毅汉、李东宁、朴赞翊、金九、严恒燮、褚凤章，前排左起第二为作者郑靖和女士及其子。
朝鲜义勇队与光复军
1941年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终于对日本宣战。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美国与英国即向日本宣战。第二天，临时政府也对日本宣战。
12月末，韩民族在美联合会会长金乎表示，将组织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同胞们为战争捐款。在正式承认临时政府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的中国政府也从12月末开始对临时政府进行正式的财政援助。
中方从一个月前就已经有了这种积极援助的迹象。但是这对临时政府却并不是完全有利的。临时政府接受了中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韩国光复军九项行动准绳。即，作为中方援助光复军的条件，临时政府需将光复军的作战指挥权交予中国军事委员会。
总之，临时政府自对日宣战之时起便与日本处于敌对关系，日本实际上成为我们的战争对象。但是，日军仍在胜利的道路上持续前进，日本在珍珠港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沉重打击，又给驻屯在东南亚的英国海军以致命打击，更是以迅猛之势将香港收入囊中。
虽然希望在中国的我国青年们都能扛起枪来投入到与日军的战斗中，但是却没有可以组织战斗部队的人力资源。在日军占领区虽也生活着相当多我们的同胞，但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响应光复军的招募。此外，我们的活动没能影响到满洲地区（译者注：指中国东北），光复军的第一、第二、第五支队与指挥部上了年纪的人合到一起也才不到200人。
此时，日军中已有韩国人士兵，在这些人身上看不到所谓的民族意识。在日本以所谓学生志愿兵的名目将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们强征入伍之后，光复军才有机会输入新鲜血液。前文曾提过，朝鲜民族战线在光复军之前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其中的大多数人去了延安。
朝鲜义勇队是民族革命党的主干力量，最初于1938年在汉口南边的岳阳县成立。当时汉口已经处于危急状态，朝鲜义勇队作为守卫武汉的战斗部队而成立。民族革命党领袖若山（金元凤）是中国士官学校（译者注：指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跟中国军队中的很多人都有交情，应该能很容易地与他们接触。
朝鲜义勇队成立时大概有140人，分为两个区队，被派至中央军第31集团军92军21师，第121连队和第122连队各一个区队。第一区队主要由义烈团和民族革命党的青年们组成，朴孝三任区队长。第二区队主要由朝鲜民族前卫同盟的成员组成，李义兴任区队长。后来前卫同盟的干部与第二区队的大部分人几乎都去了延安。
海公申翼熙也是这个团体的一员，之后去了重庆，独自挂着前卫同盟的牌子过了很久。
之后，朝鲜义勇队第一区队的指挥部迁移到了河南洛阳，第二区队去了湖北一个叫老河口的地方。
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遇到了同一个问题即人员不足的问题。光复军在第五支队（队长为罗月焕）之外设了三个征募分处，但是招募工作没有什么进展。
朝鲜义勇队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老河口的第2区队也因此迁移到洛阳，计划去多少有我们侨民居住的河北省和山西省，或者向内蒙古的绥远城（译者注：当时绥远是一个省，省城为归绥市。）前进。当时绥远城是满洲出身的马占山将军统率的东北挺进军的司令部所在地。
满洲事变（译者注：指九一八事变）时，马占山拒绝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撤退命令，在黑龙江省抗击日军，获得很高的声誉。他的部队就像部队的名字一样，以进军满洲（东北）为目标，指挥部在五原县。朝鲜义勇队认为可以在绥远城内针对生活在满洲的我们同胞开展招募活动。韩国光复军也出以同样的目的在山西省和绥远省各派遣了第一和第二征兵分处。
据悉，朝鲜义勇队第二区队在打算进军山西省和绥远省的时候，曾产生过与首先派去的光复军分处合作的念头。
关于朝鲜义勇队，现在流传下来的记录并不多，所以我就把自己所了解的关于朝鲜义勇队的内容写下来。
朝鲜义勇队阵地宣传队在战壕中，用日语与日军高声说话。
与仅有两三个人的光复军分处不同，超过百人的朝鲜义勇队要经过山西省去绥远省，需要经过很复杂的程序。河南省黄河以北和山西省的南部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控制的地区，要从洛阳出发去山西省北部的话必须通过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必须同时得到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或八路军的许可。
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和他的革命同志兼夫人邓颖超住在重庆。他经常接触临时政府和朝鲜民族阵线的人，经常建议（他们）团结抗日。他很爽快地给朝鲜义勇队发了通行证。朝鲜义勇队带着通行证，在洛阳和老河口留下少数人员之后便向山西进军。后来朝鲜义勇队就留在了八路军控制的地区。
石鼎等义烈团系统的人主导的第一区队在之后也继续与（金）若山保持着联系。1942年5月朝鲜义勇队被编入光复军第一支队时，石鼎等义烈团系统的人也一同被编入。
与此相反，朝鲜民族前卫同盟从一开始就计划投奔延安。他们投奔延安后，部队的名字改为朝鲜义勇军，1945年形成了约2000人的战斗部队。
来到重庆的年轻人们
1944年这一年对于我们来说是准备的一年。为了祖国的独立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抗日斗争最后阶段的队伍逐渐形成。在按照弱肉强食理论行动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空当儿中，在所谓相反利害关系的合理性完全适用的国际秩序中，我们只能谋求自救的方法。就像“能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俗语一样，我们祖国的独立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所以只能开展更加积极的外交活动。
我们的独立完全与世界秩序无关，也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志，这是很残酷和痛苦的现实，即便如此也不能无计划地完全依附于列强，也不应成为那样。最终独立取决于想要独立的人的意志。
终于1945年，那个只能用历史性的一年来表示才恰当的那一年——乙酉年终于来了。啊，终于争取到了这独立之年。这年，年轻的斗士们开始聚集到一起，为光复我们失去的国家，救同胞于水火之中而斗争。
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之成立典礼
1月末，光复军第三支队所属学兵出身的光复军五十多人从安徽省阜阳出发，走了将近五千公里的路程到达重庆。他们是在国内被强征为学兵然后成功逃出来的年轻人。其中有一名叫张俊河的青年，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被抓去当学兵，逃出来后，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光复军。
在重庆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青年光复军们的感触之深难以言表。他们一行在金学奎主任手下呆了一阵后来到了重庆。这段时间的情况，张俊河在他的《石枕》中有详细描述。
临时政府大楼前面的院子让五十人列队两排显得很宽裕。没有任何的指挥口令，我们站齐了队伍。整顿好队伍，我们用沉默压制住激动。1945年1月31日下午，就像飘扬的太极旗一样，扭动着激动无比的身躯，让时间停留片刻，我的意识也渐渐模糊。
……李将军（指曾任光复军总司令的李青天）的话一结束，穿着中国袍子的老人（指白凡）带领着几个头发花白的人走了下来。……带着浅浅微笑的白凡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仁慈，黑色的眼镜下彰显着稳重的性格，表情里隐藏着深深的沉着、崇高的气概、俭朴。白凡先生带领着左右一行人来到我们面前。风像波涛一样奏着乐章，就好像庄严的仪式上响起的乐声一样响亮，在我们心中激起涟漪。
为了找他，我们经历的六千里、七个月的行军就像回到了家乡，这时的我们很想听爱国歌。每当我们一步一步地走着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渴望现在的这一瞬间！我们的汗水、叹息、渴望挥洒在我们所走过的中国的田野间、山路上、雪路上，就像野花一样开满中国大地。那些野花好像在齐声合唱着欢迎曲，在这欢迎曲中我们迎来了金九先生。
重庆一时没有能一下子收容几十名光复军的合适地方。虽然是临时亡命政府、甚至已经对日帝宣战，但这就是我们临时政府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作为当时的临时政府，还是应该感激的。虽然是很小的规模，却是迎来了像军队样儿的部队。
最终光复军五十多人来到了土桥。土桥没有可以容下几十人的合适住处，于是决定临时使用教会的建筑。我们急急忙忙把教会的讲堂改成卧室和食堂，将这里用作了光复军的临时住所。
留在土桥的人们都齐心合力地尽自己最大努力照顾年青的光复军战士，不让他们感到有任何不便。这不是受别人指使而做的事情，纵使粉身碎骨，也欣然地去做。
张俊河青年将村子里的孩子们聚到一起办起了周日学校，给孩子们讲了很多好听的故事。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
张俊河一行五十多人住了一段时间后，只有大概8个人在临时政府当了警卫，留在了重庆，剩下的人都被送到了西安的光复军第2支队。
当时，第二支队正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即海外战略处一起制定计划，决定对要派往国内的三十余名韩国人进行训练。
这个训练计划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美军都有好处。美军的目的是在训练这些年轻人学会无线传输技术后，把他们送到国内帮助美军的军事作战。对于光复军来说，当然也有帮助盟军作战的意图，但目的是想往国内秘密派遣工作人员。
我的侄子石东义也被选入这三十多人的战士中。他们马上开始了训练，预定用6个月的时间学习无线通讯操作等必修的教育课程，他们只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毫无保留地展示了韩国青年的优秀和诚实。
我们把曾在土桥呆过的光复军部队称作土桥部队。土桥部队中有几人跟我们家走得很近，一个叫朴钟吉的年轻人甚至叫我妈妈。朴钟吉是庆北英阳人，被抓去征兵后逃了出来，加入了光复军，他的家乡英阳和安东很近，对我婆家已经很了解。
土桥部队中有一个叫韩弼东的人，是学兵出身，跟小朴关系特别好。据说弼东的妈妈是柳宽顺的表姐，两人领导了三一运动中的天安示威。柳宽顺被逮捕后死在了狱中，弼东的妈妈在忠清南道洪城的一个韩姓牧师家里躲了七年，过了公诉时效才平安无事了。
弼东的妈妈嫁给了一个牧师的弟弟，弼东也是在那时出生的。弼东一被征去当学兵就开始谋划出逃。他在大阪的外语学院上学的时候主修英语，辅修汉语。被强征去当学兵后，可能是因为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他被分配到了管理中国军人俘虏的收容所工作。
在中国军人俘虏中正好有一名是中央军的将军。那将军与弼东义气相投，一起制定了逃跑计划，弼东秘密地跟中国军的特工队取得联系，将军和弼东一起逃了出来。因此，韩弼东受到中国军队隆重的款待，并被护送至重庆加入了光复军。
朴钟吉和韩弼东在土桥的这段时间几乎就是住在我家，弼东也帮助厚东学习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