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和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矛盾重重，因主张“征韩论”而下台的西乡隆盛与其旧部反叛而引起的西南战争一波未平，各地自由民权运动一波又起。此外,明治新政府急需修改旧幕府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以求获得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但是历时近两年岩仓具视使节团环游欧美列国后得出一个结论：要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前提条件是日本必须建立西方式的宪法体制。
对当时的政府与一般文化人而言，立宪体制是文明国家的标准条件之一，当时并不存在其他选项，但他们并不愿意完全实施西方式的体制。对此，明治新政府的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1830-1878）在1869年即明确主张：“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异，大体随土地、风俗、人情、时势而自然成立者……故应随我国之土地、风俗、人情、时势而建立我国之政体”。因此“今日之要务，莫大于、亦莫急于议论我国之国体。然议之须有序，不可贸然仿效欧洲各国君民共治之制度。我国自有皇统一系之法典，亦有人民开化之程度，宜深思熟虑其得失利弊，以定宪法典章”。（《关于立宪政体之意见书》）
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进程颇费周章：不仅要制订一部宪法，还要设立和召开国会，决定、实施大政方向以及解决各项具体问题。如何选举并组成国会也是个问题，这不仅牵涉到制度设计，也涉及到对社会各阶层今后可能参与和发挥作用的程度和力量的估算。
对此，当时明治政府以及在文明开化运动中积极提倡学习西方、开发民智的、以明六社为中心的洋学者忧心忡忡。其主要担心“民智”尚未达到一定水准，若在匆促之间通过选举设立国会和立法，今后有可能遭遇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所以他们大都秉持“民选议会尚早论”。
明治天皇战后归来
对于明治政府而言，政府官僚和洋学者的协同配合，是近代日本推进近代化各项制度和政策的主要保证，而一般民众则是被动顺从的配角，所谓“启蒙专制”或“开明专制”大都产生于这种历史条件。但这同时也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当时一般的民众处于愚昧无知、亟待官僚和洋学者的启蒙和开导的状态，那么何以真正确保国家政治能够反映民众的意愿与利益呢？
作为政府官僚、且直接参与宪法体制设计的井上毅（1843-95）鉴于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混乱状况，比较法国和普鲁士宪法体制的成因，认为“盖国宪之起，或成于下，或成于上。成于下者，法兰西是也，拥而逼之，辗转相克之势，至今未已；成于上者，普鲁士是也，批而可之，君民协同，国无内警。二者之间，利害相去，果何如乎？”（《王国建国法》）因此，日本应该极力避免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因下层民众骚动而不可收拾的状态。
经历了各种权衡讨论以及民间自由民权运动的抗争，明治政府最终确定了建立德国模式的、以天皇大权为中心的君主立宪体制。由东洋自由党等组成的“普通选举期成同盟”展开了广泛要求“普选制”的运动，但直至1925年日本才废除纳税额的限制，男性25岁以上获得了普通选举权。
本文试图通过对明治时代两位民间文化人——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关于明治宪法体制构建过程中精英与平民的论述，来考察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差异，及其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意义。
福泽谕吉的观点
福泽谕吉（1834-1901）曾经作为翻译跟随幕府外交使团历访欧美，明治维新后又积极介绍欧美文明，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对于政治体制的观点，既部分接近其他启蒙思想家，但也显示了他作为在野民间文化人的独特看法。
福泽谕吉
对一般民众在智力和知识水准的评价，福泽谕吉与当时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具有共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若把天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舆论力量的强弱，并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德的高低”（《文明论概略》），因此一般民众无法成为文明的主体，甚至看不出产生趋向文明的内在动力和志向，他们只能是接受文明的客体。福泽谕吉特别强调接受过洋学教育的士族，这才是他心目中文明开化的主体和先导，所以他对出身士族的洋学者寄予极大的期望。
福泽谕吉曾经写道：“一国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发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产生，而须由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来办，一面向人民群众指出方向，一面与政府共同协力，才能期望其成功。考察西洋各国历史，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没有一件是政府创造的。它的基本技术，都是居社会中等地位的学者们研究出来的。例如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铁道是斯蒂芬森研制的，首论经济规律和改变经商方法的是亚当·斯密的功劳。这些大专家即所谓’中产阶级’，既不是国家的执政者，也不是干体力活的小民，而是居于国内的中等地位，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他们的研究发明，先是一个人在心里有所领悟，然后公开发表，在实际施行中广结私人同志，使其日益发展壮大，把造福人民的事业留传万世。在这个时候，政府只须不加妨碍，适当的予以鼓励，并考察人心所向，尽量加以保护就行了。所以兴办文明事业的是个别人民，而保护文明事业的则是政府，这样一国人民就能把增进文明引为己任，互相比赛竞争，互相羡慕夸耀。”（《劝学篇》）这里，福泽谕吉明确提出了士族洋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
当然福泽谕吉对士族洋学者也有若干不满，主要是他认为后者不乐于、也不善于经商理财。他大声疾呼士族洋学者要投身于发家致富，进入被传统商人和手工业者所盘踞的工商业，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争取在经济上自立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也要求士族洋学者不要过分热心政治，而是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福泽谕吉看来，政治体制并非最重要的事情。他在《文明论概略》中反复强调：政治只是文明世界中的一个部分而已，而知识的进步和经济的发达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只不过是附丽于经济和文化之上的东西而已。这真正体现了他作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真实价值。
因此，他在1886年写道：“在文明的世界，以商业作为立身、立国的根本。往昔封建时代以武立国，所以承认武士的武艺作为最高的事业，当今则以商业立国，所以商人的商业被认为是人世最高的事业，也是当然之事。如此贵重的商业为何遭到世人的鄙视呢？实在是毫无道理，但是因为古来日本从事商业者的品格低贱，其事业也不得不处于下贱的地位……我深信：后进的学者青年无论商业的大小轻重，侵入商业社会，即便一步也要去占领那个领地，把原来的小町人从旧领地中驱逐出去，促成新陈代谢才是重要的事。”（《小町人的地位可以取而代之》）
即使在明治宪法体制实施若干年以后，福泽谕吉依然认为，“就今日文明程度，如普通人民的智愚水平，则品德很低，可以说能看清事物的真理的人几乎是绝无。对凡俗大众与其晓之以理，不如示之以形。所以宣称政府的威严，或者显示君主的尊贵，或者饰演法律的重大，无论如何装饰门面，实际上是便于使大多数的凡俗认清方向，如果看到外表非常庄重，自然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归顺、服从之心思。”（《福翁百话》，1896年）
对于自由民权运动，福泽谕吉并没有好感，因为他觉得这些人与明治政府的官僚们大同小异，都是为了政治上的争权夺利。并且认为自由民权运动“立刻召开有志者的集会，以议论国家的政治事务，则无异于在首都设立二个政府。也就是瓜分现政府的政权而削弱其力量”。（《通俗民权论》，1878年）。因此他主张国内应该“官民调和”，并提倡“内可忍，外不可忍”的观点。
对于国会开设等问题，福泽谕吉并不特别积极地表达意见，大体上是因为他所主张的英国式立宪体制遭到明治政府中主张德国式立宪体制的主流派的排斥，使他有一些心灰意懒。一开始他便认为日本新的国会要么是“官僚国会”，要么就是“书生国会”，显示了冷漠的反应；但是在1889年《日本国会缘起》中又热切地呼吁国会应该是一个“士族国会”。可见其对士族期望之深，远远超过其他的阶层之上。
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做了财产与纳税的限定，但是福泽谕吉对于第一次国会所选出议员并不满意。在日本帝国第一次会议召开之际，他写道：“大体上按照议院法的精神来考察国会议员资格的话，因为主要是以财产的多寡作为标准，是那些样子像富豪的人，国会的会场也是极其安静肃穆而太平的。但是根据今天从各个地方传来的报道，候补者的大部分都是当地政论社会的执牛耳者那一类人，财产完全放在第二、第三的位置上，几乎无法看到其重要性，因此，大多数议员难免长于理论而疏于实际计算的瑕疵。”（《帝国议会》，1890年）
所以，他依然高调地坚持自己的一贯看法。“今天日本的士人虽然口中高喊‘文明富强’，但是不仅不脚踏实地，而且只是搬弄政治的高谈阔论而不知回头，这种流弊经常被识者所叹息。像那种士人热衷政论、贪恋政府的地位而不顾其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据说仅仅是取而代之，改良政治……国家的文明富强并非仅仅以政治的改良才能达到。”（《政治社会如何是好》，1890年）
可见，在福泽谕吉看来，立宪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政治改革的真正主体，应该是在经济或文化活动上获得成功的、具备洋学知识的民间经济人或文化人。这与我们在下面看到的中江兆民的看法恰成对照。
中江兆民的观点
中江兆民（1847-1901）是近代日本的思想家、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他翻译的卢梭《社会契约论》汉文译本曾影响远及近代中国），虽然他在青年时期由政府官费赴法国留学，但是少年时代的儒学教养和回国以后潜心于儒学的学习，使他的思想中渗透着浓重的儒学基本精神，譬如在他所主张的“民权出于政教”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端倪。通过阐述立宪政治体制和国会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看出，在他设想中的政治主体的基本前提是公共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成功。
中江兆民
中江兆民在1879年写道：“诗曰：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民既有秉夷之心，则可以移于善也。既移于善，则可以安于德也。民之安于德也，法令不设而可也，囹圄不置而可也，兵戈不用而可也，誓盟不结而可也，又何怅怅乎用政之为，此固圣人之所期也。”（《原政》）在这里显示了传统儒学重视道德、教养甚于制度的特征。
他进一步认为，“西人之意以为，人生而不能无欲，故衣欲其暖，食欲其饱，居欲其安，欲而不得则争，争而不止则乱矣。然而百物生地，自有定数，不可暴殖。于是垦技艺之圃，辟货利之窦，使天下之人汲汲乎其间，唯充其欲之图，此何弗思之甚也。夫欲者不可充，利者不可纵，而技艺之阐其弊，有不可言者，其故何也？格知精微而人患乎局促，算数缜密而人患乎纤啬，医治工妙而人患乎怯懦，辞说明辨而人患乎浮诞，加之不可充之欲与不可纵之利，相交乎方寸之中，则望天下之无乱，其可得乎。”（同上）
在这里，他对被近代西方思想家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所基本肯定并正当化的近代经济人追逐利益的言说体现出一种生理性的反感。但是，他并没有否认“立宪政治的作用，在于将聚集起来的众人的利己心的声音之中，激发隐然潜伏其中的公共心的音响”（《关于地价修正非修正》，1891年），而是强调真正的社会共同体需要克服这种私欲，才能达到全体品位的升华。
对于一般民众，中江兆民的一些基本看法与福泽谕吉没有多大不同，但他的结论明显有异于福泽谕吉。譬如他在1888年写道：“在我邦封建政治的昔日，政治社会是士族即治者所特有，农工商即被治者则丝毫不容置喙。不管何种无理无法的命令，也只是诚惶诚恐地执行……在中央一统制度形成的今日，特别是立宪制度即将建立的今日，农工商之徒仍自畏缩不前，使自己被政治社会所放逐，对于官吏的贤否、条例的好坏等对自家营业上有极大影响的事情也绝无关心和表明。”（《又实业家和政治家》）
福泽谕吉强调士族洋学者进入工商社会，去改变后者的面貌；中江兆民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强调“应该扩大以前限于农工商三民的经济社会，首先进入政治社会，其次跨越四海进入外国社会”。（同上）也就是说，反过来要让“农工商”阶层进入政治社会甚至国际社会，去扩展自己的势力和影响。
对于新开设的国会，中江兆民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做了积极、全面的阐述。1888年，在以他本人为主笔的《东云新闻》上连载的《国会论》中，预设“急进论者”和“渐进论者”两种观点，使其进行正面交锋，但实际上他明显偏向于急进论者的主张。所谓“渐进论者”的观点是设置选举者和被选举者的财产限制，提倡循序渐进；而所谓“急进论者”的观点是主张消除选举者和被选举者的一切财产限制，立刻按照普选制的原理推进实施。
中江兆民认为，“要言之，可以说国会是根据全国人民的意愿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上的一个大脑，其他的行政官即内阁各省以及地方官府是政治上的手足，应该一一听命于大脑方始得运动。”并且进一步认为，“国会是如此的重要而且拥有权威，凡是国民无不应该具有成为国会议员的资格，即前述被选举权，以及选举国会议员的资格即选举权，如果没有这两种权利，则即使有国民之名也并无国民之实。”（同上）
同时，他认为“富贵之人往往对政治冷淡是有天理自然的原因，因为，一国的人民为了维护其国家，规划其国家的繁荣所负担的各种义务之中，最不可忽视的是赋税……虽然富贵之人所交纳的税额虽然远远超过贫贱之人的税额，但是他们对交纳这些税额毫不在乎……赋税是政治思想的酵母，那些肉食富贵之人们的大脑里没有这种酵母，凭什么能够产生政治思想呢？”但“贫贱之人”则不同，因为“他们为了自活和养活父母妻儿有多少辛苦，他们在没有一毛钱的囊中交纳数十元的赋税有多少艰难，所以在他们头脑中积蓄了关于赋税的酵母，这使政治思想成长起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同上）
因此，依据财产限制穷苦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毫无道理。相反，在他看来，国会中的富人会对政治事务毫不在乎，而一些洋学者可能成为官僚们“无气力的、只是对行政官僚的命令盲目跟从的”应声虫而已。
对于“渐进论者”所谓“凡识人之难，古今一辙，但是让目不识丁者选举议员，如果不是愚蠢，就是疯狂”的说法，中江兆民反驳道，“此说大不然也。那些目不识丁者自己被选为议员固然不合适，但是由其选举议员则完全合格……呜呼，因其利害切身，纵然给予选举权，何曾会选举无名誉、无德望的平凡人物作为议员呢？”“而且，谁因为是资产者，所以给予自由权；谁因为是囊中羞涩，所以不给予自由权，由谁根据什么权利可以予以规定呢？自由权是每个人的所有物，并非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物品。”（同上）
中江兆民基于“天赋人权”，通过批判富人阶层在政治上冷漠，坚决主张实施没有任何财产限制的普选制度，鼓励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上升和成长。
结语
明治时期两位民间文化人对日本立宪体制中作为政治主体的民众的不同层次及作用给予了不同评价与设想。虽然双方观点并非没有类似和重叠之处，但还是能够看到其着眼点的差异。
福泽谕吉更为强调士族洋学者为主体的经济人和文化人，以此保证日本近代化和立宪体制的稳定性和可控性；而中江兆民虽然并非完全信任一般民众的知识能力，但强调政治权利的平等性以及一般民众对政治高度关注与参与的必要性，因此他更具有理想主义或原理主义的色彩。但是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内容来看，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对他们所期待的平民阶层的高度政治参与并没有赋予更大的空间。当然，不可否认他们的讨论本身也起到了启发民智、推动改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