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著名导演蔡楚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影评——“反侵略的英雄《萨拉丁》——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电影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联合成立的国家，中文简称“阿联”；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联，开罗方面仍坚持这一国名，直到1971年）蔡楚生在文中称赞：“萨拉丁（一一三八——一一九三），是抵抗十字军侵略的英雄，是埃及安郁比王朝的建立者。他为人精明强悍，善于用兵和具有政治才能和机智……今天，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全世界做尽坏事，它的魔爪不断在伸向亚非两大洲……比当年十字军更残暴、更凶恶，也更可恨，因此在重温历史的旧事时，尽管时代发展了，人民的认识不同了，斗争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了，但在反侵略的这一意义上，英雄萨拉丁的斗争精神仍是有积极意义的。”
可见，蔡楚生“以古喻今”，给700多年前的萨拉丁赋予了当代的反侵略意义，否则在60年代的中国大陆，也难以如此称颂一位“封建王公”。就这部电影（得到了阿联政府的大力支持）本身来讲，也确实是以古喻今，通过萨拉丁这个符号来指代阿拉伯世界的反殖民和反侵略运动。即便是它的导演优素福·沙欣(يوسفشاهين)也承认这部电影并不追求史实上的真实。而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宣传中，萨拉丁所抗击的十字军，也被用来比附当时的“西方帝国主义”（在阿语中，الاستعمارية原指殖民主义，但在当时经常被中国和美国对译成“帝国主义”/imperialism。）当然，在纳赛尔总统的频繁演讲中，中世纪的侵略者不仅有来自西方的“十字军”，还有东方的“鞑靼人”，即旭烈兀麾下的蒙古人。
电影《萨拉丁》的海报。这部电影的全名是《胜利者:萨拉丁》（الناصرصلاحالدين），而阿语“胜利者”恰恰是就是阿联总统贾迈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名字中的“纳赛尔”。这一双关意涵已被学者们广泛注意。当然，制片方这么做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萨拉丁曾以“胜王”（الملكالناصر）作为自己的尊号，为此还冒犯了当时哈里发纳赛尔·里·丁（الناصرلدينالله）的名讳。
抵抗“十字军”
纳赛尔之所以被广泛视作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领袖，不仅因为他是埃及一隅的领导人，更在于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地位。当然，在他掌权的16年间（1954-1970），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总是遭遇着各种势力的挑战，无力操控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但总体而言，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是无人能及的，因此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人望和号召力，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再加上当时埃及（阿联）相对强大的国力，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人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竭力表达的泛阿拉伯情怀，即对“阿拉伯民族”、“阿拉伯祖国”的认同和关怀，超越既有的主权和边界。而纪念（或建构）中世纪阿拉伯人对“十字军”的抵抗史，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泛阿拉伯情怀。（“泛阿拉伯”、“阿拉伯主义”等字样来源于西方，而在纳赛尔的公开话语中，العروبة一词与英语世界的“pan-Arabism”较为对应）
十字军在当时的阿文资料中，通常被称为“弗朗兹人”（الإفرنج）
在抵抗十字军的“阿拉伯”英雄里，纳赛尔推崇的不仅有萨拉丁，还有萨拉丁的老主公，赞吉王朝的苏丹——努尔·丁（نورالدينمحمود）。不管历史上的努尔·丁在晚年与萨拉丁之间有何过节与猜忌，纳赛尔向大众讲述的，只是他们抵抗十字军时所彰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1958年3月20日，也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刚好成立了一个月的时候，纳赛尔在开罗的共和国广场向公众追溯着埃叙联合的历史先例：
十字军从巴勒斯坦向埃及进犯，抵达东部省、比勒拜斯和开罗附近。此时埃及军队孤军奋战……阿拉伯民族必须再次通过团结取得胜利。叙利亚和埃及的合作及联合是粉碎十字军侵略的唯一方法，也是贯彻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唯一方法。所以，此时的叙利亚苏丹努尔·丁·马哈茂德向埃及派军，与埃及一起反击十字军。团结一致的埃及军队和叙利亚军队粉碎了十字军的进犯，将他们从开罗附近赶到巴勒斯坦边境。
当然，纳赛尔在追溯（或建构）埃叙联合的历史先例时，不但要感怀叙利亚对埃及的援助，还要强调埃及对叙利亚乃至其他阿拉伯地区的援助。虽然历史上的萨拉丁出生和成长于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及叙利亚一带，在埃及立足后又常年东征，而纳赛尔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两者的情况可谓大相径庭。但这不妨碍纳赛尔把萨拉丁当例证，说明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贡献。所以，纳赛尔在赞美了努尔·丁之后，又转向了萨拉丁：
十字军被赶出开罗的二十年后，又再次从巴勒斯坦进犯叙利亚。十字军，或者说欧洲殖民军在十字军的旗号下占领了巴勒斯坦……十字军第一次进犯埃及时，叙利亚和埃及团结起来，叙利亚军队来到埃及，赶走了他们……而面对叙利亚遭受的侵略，叙利亚和埃及立即在萨拉丁的领导下又一次团结起来。埃及军队帮助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萨拉丁在哈丁之役打败了十字军。这次援助并不仅仅是对叙利亚，埃及和叙利亚军队还解放了巴勒斯坦和圣城，把十字军从巴勒斯坦赶走。
可见，纳赛尔对于萨拉丁的称颂已经超过了埃叙联合的范畴，扩散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另一敏感地区——巴勒斯坦。而光复巴勒斯坦一事，对于纳赛尔那个时代的阿拉伯人来讲，更是极具现实意义。所以，电影《胜利者：萨拉丁》的主线便是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古都斯），以及保卫耶路撒冷。
值得注意的是，纳赛尔通过历史比附所传达的泛阿拉伯情怀，不但超越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这样的地区范围，还超越了宗教信仰，这同样体现在对十字军的抵抗史上。今天，提到十字军战争，很多人就会想到这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充斥着宗教敌对情绪。但在阿联（埃及）的宣传中，抵抗十字军可不是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宗教战争，而是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并肩作战，对欧洲殖民者的反侵略战争。《胜利者：萨拉丁》的导演沙欣就是一位基督徒，而在他拍的这部电影中，就充分展现了民族认同对宗教情怀的超越。例如，据有的学者（Omar Sayfo）统计，片中的“阿拉伯人”一词出现了75次，而“穆斯林”一词只出现了不到7次，且多为十字军所提及。而在纳赛尔在1958年的几次演讲中就说过：“欧洲殖民者试图以十字军的基督徒身份掩盖他们的真面目……但阿拉伯的基督徒没有被十字军的旗号所蒙蔽”；“阿拉伯东部地区的基督徒与伊斯兰军队并肩抵抗十字军，进而彰显了（阿拉伯）统一的意义”；“当殖民主义者以十字军战争侵略阿拉伯国家时，阿拉伯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一起捍卫他们的土地，捍卫他们的阿拉伯主义。”
在电影《胜利者：萨拉丁》中，萨拉丁及穆斯林将领向军中的阿拉伯基督徒“尔撒”（这个角色堪称片中的“男二号”）祝贺圣诞节。但也必须注意的是，纳赛尔展现的民族主义情怀固然有浓厚的世俗主义色彩，但绝不意味着他是反宗教的。对此，著名学者法瓦齐·乔治斯（Fawaz A. Gerges）在今年出版的新著Making the Arab World: Nasser, Qutb, and the Clash that Shaped the Middle East中，就提到了纳赛尔对伊斯兰教的敬畏，以及对宗教资源的运用。
但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情怀好像并没有因为其世俗色彩而在西方世界博得什么称赞。相反，这种泛阿拉伯情怀往往因为对中东既有国家主权和边界的超越乃至凌驾，在杜勒斯、尼克松等人的眼中，成了推行地区霸权的“野心”。虽然纳赛尔对美国的态度较为谨慎，有所保留，但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敌对言行，难免不会触碰到美国的利益。再加上开罗在50年代中期奉行的亲苏政策，艾森豪威尔等人曾一度担心纳赛尔自作聪明，以为能利用苏联实现自己的“野心”，却可能因为自己的“轻信”、“不理性”，反被苏联利用，沦为他们向中东渗透的工具。所以，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1955-1958年的某些时候，就会透过“冷战棱镜”（the Cold War Prism）看待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但在这个问题上，或许《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卡拉瑟斯(Osgood Caruthers)更富预见性。他在1958年8月的文章中认为，纳赛尔虽然拿苏联的钱，但终究不是一路人；纳赛尔可以收任何人的钱，但谁若妨碍他的雄心壮志，也会翻脸无情。果然，苏联因为自己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扩张”触犯了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情怀，就被这位准盟友比附成了当年蹂躏巴格达的“鞑靼人”（蒙古人）。
“鞑靼人”——与纳赛尔反目的苏联
1958年12月22日，纳赛尔在庆祝苏伊士运河战争胜利两周年的讲话中说道：
当我们（阿拉伯人）分成好几个国家时，就会屈服于大国的控制。在萨拉丁的时代，阿拉伯民族主义（القوميةالعربية）胜利了；而当鞑靼人（التتار）吞噬巴格达，抵达叙利亚时，团结一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能够打败鞑靼人。
这并不是纳赛尔第一次提到鞑靼人对阿拉伯世界的侵略，但可能是第一次以“鞑靼人”比附苏联。在这次演讲中，犹太复国主义、“反动派”（الرجعية）、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仍是纳赛尔的声讨对象，但在此基础上，他又多了对叙利亚共产党的攻击。纳赛尔指责叙利亚反对阿拉伯统一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纳赛尔没有明确指责苏联，但结合当时的局势，很难说他口中的“鞑靼人”不是在影射苏联。叙共虽然不能混同于苏联、苏共，但却受到后者的支持。当初埃及与叙利亚之所以合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纳赛尔与复兴党为了遏制叙共。而在伊拉克新生的共和国，总理卡塞姆不但发展与苏联的关系，还依靠伊拉克共产党，排挤亲纳赛尔势力，拒绝加入阿联。伊拉克的局势让开罗对莫斯科充满了敌意，也反向推动了其与华盛顿关系的改善。所以，纳赛尔在这次演讲中否认了苏联在苏伊士运河中对埃及的援助，表示当初英法不是畏惧苏联的警告，而是根本不敢真正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敌。而且，“鞑靼人吞噬巴格达”的历史意象，又很容易影射到苏联势力在伊拉克的急剧增长。
而到了1959年2月，纳赛尔与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因为伊拉克问题而互相指责，阿联与苏联的矛盾公开化。3月，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爆发了反政府暴动，遭到伊共武装的镇压。无论摩苏尔暴动的背后是否有阿联的策划和参与，但至少得到了纳赛尔的极大肯定，被他称颂为“伊拉克革命”。13日，在大马士革为“伊拉克革命烈士”（شهداءثورةالعراق）举办的葬礼结束后，纳赛尔发表了讲话：
同胞们(المواطنون)，自旭烈兀（هولاكو）征服巴格达，鞑靼人占领伊拉克的数百年来，你们在沙姆（الشام），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与伊拉克的兄弟们并肩作战，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带回到伊拉克。
同胞兄弟们，……历史在今天重演，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伊拉克受到了威胁，共产主义者觉得他们能从巴格达挺进我们的共和国。但在安拉的帮助下，他们必败无疑。阿拉伯的共和国将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而这面旗帜也将长期飘扬在在伊拉克，就像当初击败旭烈兀和鞑靼人那样。
两天后，纳赛尔又在大马士革发表讲话，表达了相似内容：
伊拉克人民和阿拉伯人坚持他们的民族主义，对抗那些强横的大国，他们曾击败最强大的军队，阿拉伯民族主义得以延续。他们曾打败了占领巴格达的鞑靼人，今天他们也将打败新的投降主义、赤色专制及恐怖统治。同胞兄弟们，何惧他共产主义代理人，何惧他伊拉克的卡塞姆（注：قاسم一词在阿语的原意是“分割物”、“分割者”，在此不只是伊拉克总理的名字，也带有双关意义，意指阿拉伯民族的分裂者）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会在大马士革长久飘扬，也会在巴格达如此。愿安拉助你们成功。
叙共、伊共乃至亲共的卡塞姆虽然是“共产主义代理人”，但毕竟也是阿拉伯人，不可能是“鞑靼人”的影射对象。但他们背后的外国支持者——苏联，却符合“鞑靼人”的外族身份。更何况，纳赛尔在当月还明确指责苏联试图在中东建立“红色的新月地带”。所以，“鞑靼人”就是对苏联的影射。
1960年纳赛尔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这是他唯一一次与在任的美国总统会谈），被普遍视为美国与阿联的和解的标志性事件。但他在这次纽约之行中，也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奉行“积极中立”的纳赛尔需要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保持平衡，更何况只有苏联才能给他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而赫鲁晓夫也清楚苏联在中东需要维系与纳赛尔的友谊。当然，双方在地区问题上的芥蒂和矛盾此时还远远没有解决。即便在1963年伊拉克卡塞姆政权被复兴党推翻后，在纳赛尔的公开讲话里，“共产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一样，都是阿拉伯统一的敌人。
如果说纳赛尔回忆鞑靼人对叙利亚（沙姆地区）的侵略史，还只是说明他从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的层面，抵制苏联对阿联内政的干预，那追溯旭烈兀对巴格达的蹂躏，则说明纳赛尔对苏联的抵触已经超越国界，蔓延到第三国，体现了域内大国在地区事务上对域外大国的排斥。
此外，“鞑靼人”被用来映射苏联后，“十字军”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渊源也依然频繁出现在纳赛尔的演讲中，并一度与“鞑靼人”并置，诉说着阿拉伯人的反侵略传统，也说明纳赛尔抵制一切域外大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对此，法瓦齐·乔治斯认为纳赛尔为了维护自己（或“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以“对抗大国”（conflict with the major powers）的思维看待自己与赫鲁晓夫的纷争。对于纳赛尔而言，苏联与英美都是一丘之貉。
当然，这样的排斥和抵制也容易被人看做是域内国家试图主导地区事务的野心。所以，纳赛尔在铁幕西侧被贴上“希特勒”的标签后，其“扩张主义”又被另一侧所指责。这样的看法即便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也不乏其人。例如，1961年9月靠政变上台的叙利亚人，就通过指责“埃及帝国主义”，来为自己脱离阿联的举动正名。
1963年2月22日，纳赛尔接待伊拉克斋月革命代表。所谓“斋月革命”，即当月8日凌晨，复兴党在巴格达发动军事政变，处死亲苏亲共的总理卡塞姆，以强力手段清洗伊共对此，阿联方面予以热情称赞。曾任阿联驻伊拉克大使的艾敏·胡维迪（أمينهويدي）回忆，在巴格达政变的当天早上，本来平静的开罗街道，因为广播了伊拉克政变一事，而骤然沸腾，市民们自愿走上大街，纷纷庆祝。如果胡维迪的回忆属实（哪怕是部分属实），就说明纳赛尔在伊拉克问题上对苏联的排斥，是具有民望的。
但无论纳赛尔的本意如何，他对域外大国的排斥，恰恰为他赢得了巨大民望，增加了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无论是十字军还是鞑靼人，在纳赛尔的讲话中都是凶残而强大的敌人。而将这样的意象比附到现实的国际政治中，折射了阿拉伯人在世界强国面前的敏感与紧张，以及由此而催生的排外情绪。自一战结束以来，阿拉伯人的主要排外对象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所以纳赛尔在政治上的反西方言行，极大地迎合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对苏联的公开指责，对亲苏势力的打压，则驳斥了西方、阿拉伯君主国以及宗教界对他委身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指控。同时，他又以自己对铁幕一侧的抵制为筹码，换取另一侧的支持。所以，纳赛尔利用大家的现代化进程争取了宝贵资源，也增强了埃及（阿联）在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地位。
但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在实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和苏联，与萨拉丁时代的辉煌不可同日而语。而反复倡导阿拉伯统一和团结的纳赛尔，非但不能调动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人力和资源，还要应付应接不暇的阿拉伯内部纷争。所以，仅靠埃及（阿联）一隅的资源并不足以有效地对抗世界强国。从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国与阿联关系的持续恶化，纳赛尔只能容忍勃列日涅夫对复兴党（与纳赛尔的关系紧张）的支持，以换取苏联的援助。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又迫使纳赛尔在铁幕两边委曲求全，以应对以色列的威胁。在这样的窘境下，纳赛尔虽然为还能维系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但对本国事务已然应接不暇，不得不收缩对地区事务的投入，遑论再造先贤们拯救“阿拉伯民族（乌玛）”（الأمةالعربية）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