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0周年。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发动的淞沪会战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日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由于中方投入了配置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同时又有大量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该战役被日本及欧美舆论称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并引起了日方对长达10年的中德军事合作的强烈关注与不安。
抗战前后中德军事合作始末
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军事合作源自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1921年中德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退居广东一隅的孙中山积极争取与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发展关系，试图借此加强南方政府的政治及军事力量，最终确立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此期间南方政府聘请了一些德国顾问，并与德国工业界、经济界、军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日后中德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20年代中期，特别是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受聘于南京国民政府，由此建立了中德之间密切的军事关系。鉴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以及德国与外国进行军事合作、军火贸易的敏感性，应聘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顾问属于非官方身份。1933年之后两国军事关系逐步上升至政府层面，其背景之一是中德关系在1930年代中期进入了“蜜月期”。
德国军事顾问是中德军事合作和两国军火及战略物资交易的主要联系人和执行者，和德国有着深厚渊源的朱家骅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工作起了关键的作用。先后担任蒋介石主要德国军事顾问及军事顾问团团长的鲍尔、佛采尔、塞克特、法尔肯豪森，都经由朱家骅联系和介绍来到中国。
1930年代的中德军事关系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中方在军事战略、军事教育、军事训练、部队整编、武器装备配制、军械制造等方面全面引进和借鉴德国的制度和经验，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第二，中国在大量输入德国军火及军备器材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向德国提供钨、锰等战略原料，这种交易关系具有很强的双向性和互补性；第三，为数众多的德国军事顾问受聘于南京国民政府，他们协助国民政府开展建军工作，进行与军事、军备生产及军火贸易相关的活动，参与实战指导，成为推动国民政府国防现代化和密切中德关系的一个重要群体。
一名骑着德国“曾达普牌”摩托车的中国军官。本文图片均来自沈弘编译：《抗战现场：<伦敦新闻画报>1937-1938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中德双方的这一全方位、大规模的军事合作在19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1936年夏，德国陆军现役将军赖希瑙访华，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德国军方与中国的关系，使中国成为德国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德方的具体方案包括向中国军队提供41个师的军事装备，帮助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使德国军事顾问团成为培养所有中国军官的军事使团。然而，德国军方的计划违背了希特勒的国际战略，为了与日本结为同盟，纳粹德国于1936年11月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德国陆军不得不撤消了上述进一步帮助中国建军、扩军的计划。
由于1930年代的中德关系缺乏共同的战略目标，双方注重的只是各自的现实利益，因此在希特勒1938年清除国内“亲华派”势力，承认“伪满洲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战略伙伴后，中德双方失去了维持良好关系的基本条件。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德军事合作以1938年7月德国军事顾问团应召回国而告终。
德械师少，中德军事合作影响却大
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实行中德军事合作及聘用德国军事顾问的目的主要在“安内”和“攘外”两个方面。如果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德军事合作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加强国防的意义，那么1932年第一次淞沪战役后（即“一·二八事变”），其抵御外敌的具体对象已经不言而喻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军队在以法尔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主持和指导下完成了30万人的整编工作，并建成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配以德式装备的几支精锐部队，如87师、88师、36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与此同时，通过德方提供人员、设备和技术，国民政府的军工军备生产已初具规模。
毫无疑问，对中方而言，至1930年代中期中德军事合作已明显具有防范日本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战略意义。
正在进行防空训练的中国士兵。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德军事合作的成果开始接受真正的检验。如果从即时效果和长期效果来评价双方军事合作的成果及影响，可以说二者各有值得肯定之处。
首先，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其中又以淞沪会战的参与度最高。淞沪会战期间法尔肯豪森亲自在前线协助指挥，参加会战的德国军事顾问多达71人，其中1人阵亡。无论德国军事顾问的政治理念如何，战场指导是否完全正确有效，仅仅是他们履行职责的精神就值得称道。
“八一三”抗战中，上海北部阻挡日军的中国军队防御工事：一个在德国顾问指导下紧急修筑的掩体碉堡。
淞沪会战能持续三个月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87师和88师全员参战，部队虽遭受重大伤亡，但其强大的战斗力对延缓战局颓势产生了重大影响。88师谢晋元部顽强作战，死守四行仓库，对鼓舞军心和激励民心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数量太少，并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几近覆没，但经过德国军事顾问团整编的部队数量众多，对抗战具有中长期的积极影响。整编部队的武器配备普遍有所改善，官兵的素质和战斗力总体上也有所提高。
在“八一三”抗战中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
其次，抗战爆发前后中国订购自德国的大量武器弹药、作战物资和多架作战飞机及潜艇，从1937年年底至1938年初分期分批运抵中国，直至1938年7月仍有相当数量武器装备自德国辗转运往中国。德国能在关键时刻将这些急需的军火交付使用，客观上是对中国早期抗战的有力支持，它在中德军事合作中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即时效果和近期效果。
再次，军械制造在中德军事合作中产生的中长期效果特别明显。中国兵工厂1935年开始仿制德国毛瑟步枪，取名中正式步枪，其工作图样、检验样板均来自德国兵工署，关键的生产设备也从德国进口。和中正式步枪一样被中国步兵广泛使用的马克沁重机枪，其仿造所需的工作图样、工作程序、材料热处理等全套技术资料均由德国兵工署赠送。中国军队使用的这两种仿制的步兵制式武器均优于日军同类武器。此外，中国兵工厂生产的步枪和机枪枪弹也以德式毛瑟枪枪弹为原型，其工作图样和检验规格等技术资料也由德国兵工厂赠送，枪弹关键材料则购自德国并由德国技术顾问指导弹药生产。
“八一三”抗战中，江湾地区伪装网下的火炮，边上的士兵头戴着德式钢盔。
最后，中方人员，特别是参加军械生产的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通过对中德军事合作的参与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长期而持续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领导或参与南京国民政府兵工领域工作的留德学人有35人之多，此外在兵工领域中还有不少同济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和留德学人一起充分利用德国技术设备，建成了较为完整的战时军工生产体系，成为中国军械制造的中坚力量。
日本对中德军事合作始终予以高度关注，对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活动和德国向中国输入军火特别敏感和恐慌。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日本多次与德国交涉，进而提出抗议，要求德国撤回其在华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大规模出售军火及军备物资。近代以来日本在政治、军事、法律等多个领域以德国为典范进行仿效和学习，它对中德之间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军事上的密切互动感到特别恐惧，其根本原因是担心它的近邻中国也以德国为师，有朝一日成为东方强国。日军1932年“一二八”轰炸和炮击同济大学，1937年“八一三”期间更将这个德国在中国的文化重镇彻底炸毁，这既是对德国迟迟未能撤回其军事顾问的报复，也是对中国学习德国科技走民族强盛之路的沉重打击。
“八一三”淞沪抗战已过去整整80年。如今，中德关系又步入最佳时期，而中日关系还未摆脱历史的阴影。就此而言，“八一三”淞沪抗战仍未失去其应有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