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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贵族青年如何变成抵抗纳粹的军人

2018-11-14 1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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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陶芬贝格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一大批189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既不满技术中心主义和物欲至上对社会造成的腐蚀,又看不惯魏玛共和国所代表的市民社会和代议制政体软弱涣散的现实,纷纷起来倡导“青年自己教育自己”、“青年自己实现自己”。

德国的贵族青年如何变成抵抗纳粹的军人

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

1921年,100多个大小青年团体自发组建了“全德青年团体联合会”(RDJ);到纳粹上台之前,全国1/3以上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各种社团,总人数超过500万人。他们读尼采的哲学、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登山、野营、演出民族音乐和戏剧,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强烈的道德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以及青年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希望以此改变令人沮丧的现实。冯•席腊赫领导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最初也是青年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希姆莱则加入过非政治性的社团“自由青年联盟”。在国家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的那个阶段,青年运动成了重要的开路先锋。

1933年纳粹上台后,希特勒下令将青年运动纳入到“民族青年运动”的轨道中,解散原有的青年团体,仅保留由国家控制的“希特勒青年团”。这套警察主义的逻辑当然令广大青年——尤其是那些出身富裕阶层、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年轻人——难以接受。“希特勒青年团”禁止自己的成员在露营活动时使用著名的Kohte帐篷,禁止穿苏格兰式衬衫,禁止高唱过去青年团体的歌曲(特别是那些带有东欧色彩的民谣),更禁止自行出版任何刊物。不过,一种广泛的社会性力量是很难用法令和暴力阻挡的,秘密的青年团体依然在地下活跃着。

“青年运动”的魔力也渗透到了传统上一直和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的容克贵族中间。在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贵族阶层是帝制和军国主义的亲近者,他们高傲保守,自成一个小团体,竭力阻挡市民化和社会主义的浪潮。不过当纳粹的褐色浪潮掀起之后,清廉、尚武、反对革命的新老贵族却成了传统道德和国家观念最忠实的捍卫者。士瓦本一个有着近700年历史的宫廷容克施陶芬贝格家族就为“青年运动”贡献了两位优秀的成员——律师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伯爵(Berthold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及其二弟、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处改编组组长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少校(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德国的贵族青年如何变成抵抗纳粹的军人

施陶芬贝格在1926

施陶芬贝格兄弟的父亲阿尔弗雷德乃是末代符腾堡国王威廉二世的宫廷事务大臣,笃信天主教;母亲冯•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女伯爵则来自普鲁士的新教贵族家庭,是大名鼎鼎的格奈森瑙元帅的外孙女。因此从辈分上说,施陶芬贝格兄弟乃是那位创建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的伟大人物的曾外孙。格奈森瑙不止一次声称:“为了军队和祖国,国王也必须退居其次。”这一点给这个并无多少军事传统的南德家族带来了重大影响。

1907年出生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自幼体弱多病,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思维缜密的好学生。他的孪生兄弟康拉德在出世后仅一天就不幸夭折,这对克劳斯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他还在斯图加特的埃伯哈德-路德维希人文高中(德国的传统高中,学生必修拉丁文和希腊文)读书时,已经前往图宾格大学修读法律的贝特霍尔德介绍他参加了青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德意志新探路者同盟”(BDN),这激发了克劳斯对充满挑战和纪律性的军旅生活的向往。1926年高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像两个哥哥一样进大学研究深奥的历史学或者法学,而是回到家乡班贝格(Bamberg),在当地的第17骑兵团(巴伐利亚邦)当了一名后备下士。班贝格号称“德国的罗马”,当地的大教堂北墙正门外矗立着著名的末日审判和先知群像,是南德青年运动的重要中心。参军后一年,贝特霍尔德的一位密友阿尔布雷希特•冯•布鲁门塔尔(他也是朋霍费尔牧师的知交,其堂弟汉斯-尤尔根则参加了奥斯特的密谋集团)把这兄弟俩介绍进了诗人格奥尔格的圈子,年轻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因此结识了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

“青年运动”的精神领袖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一辈子都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个高鼻深目、相貌狰狞的人物早年曾在巴黎、慕尼黑、柏林和海德堡四个城市间流浪,1902年在慕尼黑创办了文学刊物《艺术之页》,并和当地一名14岁的中学生马克西米利安•克隆贝格尔(Maximilian Kronberger)坠入爱河。当克隆贝格尔在两年后突然夭折时,格奥尔格突然觉得自己获得了生命的“原初体验”(Urerlebnis),自此进入创作生涯的巅峰期。一战结束之前,他写出了杰作《战争》,热烈地歌颂敌基督的异教、“超人”哲学和英雄史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象在1905年革命前夜的俄国象征派文学作品中也屡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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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格奥尔格和施陶芬贝格

施陶芬贝格兄弟加入格奥尔格的圈子时,诗人已经进入暮年,身边围绕着像霍夫曼斯塔尔、贡多尔夫、沃尔特斯这样的一流文学大家,但依然对这对天资聪慧的兄弟高看三分。贝特霍尔德尤其深得格奥尔格的赏识,后者为他写了两首名作《秘密的德国》(1922年)和《新帝国》(1928年),勾勒出一个依据精神上的天然差序进行统治的“新帝国”(Das neue Reich)。这样一位奇人,自然不会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欢呼雀跃——当早年曾追随贡多尔夫学习文学的戈培尔在1933年邀请格奥尔格出任普鲁士艺术学院诗学部主席(现名“德国语言与诗学院”,是全德最高的文学研究与管理机构)时,对俗劣的纳粹革命毫无兴趣的诗人予以断然拒绝。1933年12月1日,在生命结束前两天,为了避免被抬进林立着万字旗的纳粹式追悼会现场,格奥尔格出走到了瑞士,死在洛迦诺近郊。在病床前陪伴他直到最后的三个人是两位施陶芬贝格伯爵以及他们的长兄亚历山大,格奥尔格指定贝特霍尔德为他那个文化小圈子的第二任领袖,并点名让克劳斯主持自己的葬礼。

在军旅生涯上,克劳斯同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干。1930年,他晋升为少尉,在后来的坦克名将哈索•冯•曼陀菲尔手下任职。当施陶芬贝格在柏林的普鲁士军事学院修读现代军事学时,他的战史教师埃尔策教授一本正经地认为:假以时日,这个年轻人将成为陆军总参谋长的有力候选人。1937年,当第17骑兵营被编入赫普纳中将的第1轻型师时,施陶芬贝格骑兵上尉成了师部的第二作战参谋,1938年九月政变时,第1轻型师向柏林进军的计划就是由他制订的。波兰战役后,哈尔德又将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调到措森大本营,出任总参谋部组织处改编组组长。

和国防军里的大多数年轻军官一样,在1939年之前,施陶芬贝格并未与纳粹党结下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布洛姆贝格-弗里奇事件以及贝克的退役使他对希特勒身边的纳粹亲贵们充满敌视,但对“元首”本人,施陶芬贝格还是抱有审慎的好感。毕竟,是这个人领导了那场使整个德国“再启动”的革命,并为军队争取到了重新武装的资格和源源不断的预算。

不过,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纳粹新贵那种野蛮、缺乏教养、有时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做法令他相当反感,当班贝格的犹太教堂在1938年被党卫队捣毁之后,哥哥贝特霍尔德发现他时常低声吟诵格奥尔格的一首名作《敌基督》中的句子:“尔曹弹冠相庆,沉醉魔鬼之夺目光环/未知晨曦将临,缱绻残存之点滴甜蜜/早晚气数将尽,且看灾祸已迫在眉睫!”他的远房表兄彼得•约克•冯•瓦滕伯格伯爵和舅舅尼克劳斯•冯•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伯爵当时都已经加入毛奇伯爵的“克莱骚集团”,他们希望把克劳斯也拉进反纳粹运动的核心圈子,但被施陶芬贝格婉拒了。这位在法国战役之后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少校表示:现在推翻希特勒“无异于叛国”,对“褐色瘟疫”(指党卫队)的清算最好等战争结束后再进行,但变革的确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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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施陶芬贝格

“新人”特雷斯科夫

像施陶芬贝格少校这样的年轻人在总参谋部里并不是少数。自从西克特、贝克等老军人退休以来,总参谋部军官团内部的结构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1940年法国战役之后,一大批40岁左右、年富力强的中级参谋军官被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他们大多在“一战”结束后才加入国防军,虽然也出身贵族家庭,行事风格却与拘谨保守的老人家截然不同。这批“新人”思维更加敏捷,行动也更果断,对未来德国的命运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当贝克和哈尔德在1938年为“推翻希特勒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伤脑筋时,“新人”们已经有了更加明确的结论:重新树立第二帝国的黑白红大旗,把过去二十年被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弄得四分五裂的德国社会团结起来。在苏德战争开始的时候,担任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处处长的亨宁•冯•特雷斯科夫上校(Henning von Tresckow)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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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宁•冯•特雷斯科夫上校(Henning von Tresckow)

和施陶芬贝格一样,特雷斯科夫也是一名出身贵族家庭的天才军人。波美拉尼亚的特雷斯科夫家族有着长达300年的军事传统,为普鲁士-德国陆军贡献了21位将军;当德皇威廉一世1871年在凡尔赛宫加冕时,小特雷斯科夫的父亲赫尔曼•特雷斯科夫骑兵将军就站在皇帝身边的将弁中间。1918年,年仅17岁、刚刚投身军旅几个月的亨宁•冯•特雷斯科夫(当时德军中最年轻的中尉)就已经在马恩河前线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他所在的第1近卫步兵团指挥官欧伦贝格伯爵曾经预言:“你特雷斯科夫将来要么当上总参谋长,要么作为国贼被送上断头台。”

战争结束后,特雷斯科夫一度离开军队,在波茨坦当上了一名证券经纪人,事业非常成功。1926年,他迎娶了1914-16年担任第二帝国总参谋长的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元帅的独生女埃丽卡;在婚礼上,证婚人兴登堡总统亲自要求特雷斯科夫重回军旅,后者当然无法拒绝。法尔肯海因元帅的姑姑奥尔加•冯•法尔肯海因-博克是时任第4步兵团团长的冯•博克上校的母亲,在与法尔肯海因家族结亲之后,特雷斯科夫就成了博克的外甥女婿,跟随这位受宠的将军一路官运亨通。1936年,他以同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稍后在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任职,结识了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大将、总司令弗里奇和时任第一军需长的曼施坦因中将。曼施坦因后来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及特雷斯科夫,称赞他“机智聪明,富于教养,坦诚直率,善于交际,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1939年,当曼施坦因开始私下制订闪击法国的“镰刀收割”计划时,时任A集团军群作战处副处长的特雷斯科夫是他最重要的帮手;这位擅长交际的能人还利用自己和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上校的私交,把曼施坦因计划的一些细节暗中透露给了“元首”,这才使得曼施坦因那个不受待见的方案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PK中胜出。到“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时候,施蒙特又想办法把特雷斯科夫调进了中央集团军群,让他在博克手下刷经验、赚取功名。

施蒙特还是太不了解这位老朋友了。特雷斯科夫的眼界绝不止局限于区区的个人声名,他不相信希特勒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更不相信“元首”对德国人的那些承诺。

在总参谋部军官团的“新人”里,特雷斯科夫是第一个公开提出“欲救国唯有先叛国”这个口号的。布洛姆贝格-弗里奇事件之后,他告诉自己的连襟施拉勃伦道夫律师(其妻来自俾斯麦家族,和埃丽卡•冯•法尔肯海因是远亲):“希特勒是个疯子,必须干掉他。”他也不怎么受困扰哈尔德、布劳希奇等人的效忠宣誓的困扰,因为“以暴易暴是被僭主的残忍逼出来的,在这一问题上不容丝毫胆怯”。

动身前往东线前,特雷斯科夫开始秘密组建新的反纳粹密谋集团。他的班底大多来自人称“九伯爵”(Graf Neun)的国防军第9“波茨坦”步兵团,这个团的前身就是第二帝国的第1近卫步兵团,1918年特雷斯科夫曾和施蒙特一起在该团服役过。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第9团长期驻扎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担当市区外围的警戒任务,军官们都是出身普鲁士贵族世家的青年才俊。特雷斯科夫利用施蒙特的关系,把当时正在第9团服役的两位熟人——预备役少校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和预备役中尉冯•勒恩多夫-斯滕诺特伯爵安插到博克的司令部里,作为自己的联络官和眼线。另一个同谋林斯托弗少校则被调到了中央集团军群下属的第九集团军。“克莱骚集团”成员弗里茨-迪特洛弗•冯•德•舒伦堡伯爵也火线入伍,以预备役中尉的身份加入第9团补充营。加上曾经在“九伯爵”任职的冯•哈泽中将、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大将之子路德维希等人,到1944年“7•20”政变之前,有19位曾在第9步兵团服役的军官加入了特雷斯科夫的密谋集团。特雷斯科夫想方设法把他们都调往东线,在中央集团军内部建立了新的抵抗运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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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施陶芬贝格

“白玫瑰”的牺牲

那些资历更老的密谋分子,如冯•多纳尼、朋霍费尔牧师和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也在继续做着努力。小豪斯霍费尔当时还在柏林大学继续当教授,在监视他的盖世太保逐渐放松警惕之后,这位地缘政治学家和一个经常在学校里出没、代号“红色乐团”(Rote Kapelle)的地下组织接上了头。“红色乐团”的前身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GRU)1938年在比利时建立的间谍组织,领导人是波兰籍犹太人特雷珀(Leopold Trepper)和帝国经济部外贸司的顾问阿尔维德•哈纳克。“红色乐团”主要在柏林的政府机关中发展下线,除了哈纳克在经济部建立了一个小组外,空军里也渗透进了一个由波伊森中尉(他是提尔皮茨海军元帅的一个远亲)领导的小组,用无线电和莫斯科保持联络。“红色乐团”曾致力将德国的各派反抗分子聚集到一起、建立统一的组织,不过因为其苏联背景比较尴尬,取得的成效不大。1942年初,阿尔维德•哈纳克和波伊森被盖世太保逮捕处决,特雷珀逃往巴黎、托庇于法国抵抗组织,“红色乐团”在德国境内的活动基本停止。

阿尔维德•哈纳克最小的弟弟法尔克•哈纳克(后来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主要在慕尼黑开展活动,他把一位名叫汉斯•绍尔(Hans Scholl)的当地抵抗青年介绍给了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和“认信教会”里的激进分子戈斯滕迈尔牧师。绍尔是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LMU)医学院的学生,1937年前后参加过青年运动,他的妹妹索菲•绍尔(Sophia Scholl)当时刚刚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生物学和哲学,也是一位热忱的青年。1942年初夏,绍尔兄妹在慕尼黑组织了一个有大学生、教师、作家、记者、艺术家等知识界人士参加的“白玫瑰”组织(Weisse Rose),核心是6位大学生,进行文化领域的反纳粹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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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玫瑰”

“白玫瑰”的成员大都认为,德国知识分子要对魏玛共和国灭亡和希特勒掌权负重大责任。值此战争扩大、局势岌岌可危之际,知识分子应当领头起来反抗,以便尽快结束无意义的战争。在朋霍费尔牧师的二哥、汉莎航空公司主管克劳斯•朋霍费尔的帮助下,绍尔兄妹在慕尼黑近郊一个偏僻的修道院图书馆里建起了地下印刷所,用简陋的设备印制各种反纳粹传单和报纸,邮寄给慕尼黑、斯图加特、科隆、乌尔姆、汉堡等地的知名人士以及普通市民。

从1942年夏天到1943年初,“白玫瑰”组织印发的5批传单(其中第五批印刷了6000-9000张之多)在巴伐利亚邦的大学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平民中间开始秘密流传“反抗暴政”、“信仰自由”、“重建德国”的口号,负责国家保卫工作的盖世太保则为这些神出鬼没的宣传材料烦恼不已。直到1943年2月18日,绍尔兄妹在慕尼黑大学主楼二层散发第六批传单时不幸被告发逮捕,“白玫瑰”组织的活动才完全暴露。6名“白玫瑰”的组织者在1943年初全部被“人民法庭”(Volksgerichtshof)判处绞刑,不过,他们所印制的最后一份传单经“克莱骚集团”领导人雅姆斯•毛奇伯爵送出德国,辗转通过瑞典流入了英国。

在丘吉尔和托马斯•曼(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关心下,这份名为“慕尼黑学生的声明”的传单由英国情报机关大量印刷,装在航空宣传炸弹内。1943年夏天,带着这种炸弹的皇家空军“兰开斯特”式轰炸机飞临柏林上空,把牺牲者不屈的呼喊传达给了全德国所有的生者:“同学们!德意志民族正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像1813年挫败拿破仑一样,在1943年的今天,以我们的精神力量来挫败纳粹主义的恐怖政权。东方的别列津纳和斯大林格勒已经陷入火海——死者正在向我们乞求!”

彼时,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已经成为整整85万轴心国部队覆亡的坟场。

责任编辑:李德全 CM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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