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是没得商量的，对忽必烈来说，征服南宋就是其中之一。他已经试过一次，但失败了。忽必烈和他祖父一样，不会因失败而气馁，在平定李璮之乱后的1268年，他重新回到对宋战争上来了。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南宋境内河流纵横、城市棋布，而蒙古和北中国大部分却不是这样的。
关键是长江天险，其下游坐落着宋都杭州，所以，任何一次进军都必须沿江而下。长江由西向东流淌，忽必烈军则从北面攻来，但蒙—宋边界中段正好有条重要支流汉江，它向南奔流，形成一条河路，直通长江下游和杭州。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汉江的关键所在是襄阳城（襄阳有各种不同的拼写方式：马可?波罗写成Saianfu，拉施都丁写成Sayan-fu，在离拼音时代更近的时候写成Hsiang-yang），它位于汉江和其他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北距长江二百五十公里。今天，襄阳与对岸的姊妹城市樊城构成大城市襄樊（2010年底，襄樊地级市改名为襄阳地级市——译者注）。在忽必烈时代，襄阳是筑有护城壕的要塞城市，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贸易中心，人口二十万，通过浮桥连接樊城。任何一支沿江南下的军队都必须拔掉襄阳。
这一点对南北双方来说都是常识，因为襄阳此前两度成为首要目标，一次是1206—1207年的金宋战争，一次是1235—1241年的窝阔台对宋战争。尽管它两次都没有失守，但在1236年却投降蒙古人，蒙古人经过短期占领后就北撤了。所以，襄阳习惯了遭受攻击，并一直忙于重建防务。它有数段约六七米高的坚固石墙，全长六公里，建在约一公里宽的险峻方地上；六扇城门中有三扇直面河流，在洪水期，河流就是一条半公里宽的高速交通补给线，且因水太深而无法涉过；当冬天水位降低时，它就变成了一座结冰河道与沙堤构成的迷宫；由河流灌注的护城壕达九十米宽；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攻击者不可能足够靠近城市，并用云梯和塔楼袭击城墙或暗中破坏。
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以至忽必烈取得了最伟大的功绩：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国，奠定今日中国的大部分边界。
1268年初，襄阳攻城战开始，这些武器阻止了阿术的进军，战争演变成一部为期五年的史诗，一场中国的特洛伊战争。遗憾的是，当地没有荷马这样的人把攻城战编写成史诗篇章，因此，战役高潮前的细节很少。
要完全封锁襄阳仍需更多的船只，于是，在忽必烈的水军统领刘整的监督下，用数月时间造出了五百艘战船。经过一个夏天，蒙古人在汉江下游两岸筑起堡垒，轰击运送补给的宋船。当冬天再次来临时，阿术渡江将攻城战扩展至樊城。宋人的一次突围行动以灾难告终：数百人被俘后斩首。之后，足以活命的给养送到，所以汉人固守不动。1269年春，忽必烈另派二万军队增强攻城大军的力量。8月，在经历十八个月的突击和观望之后，三千宋船沿汉江而上攻击蒙古人的新堡垒，但被击退，损失了二千人和五十艘战船。忽必烈的将领们另需七万军队和更多船只。同样地，宋朝情报员把命令和密封在蜡丸里的银两、家书偷偷带入城内，安定了守城宋人的军心，使他们决心抵抗到底。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僵局呢？有位蒙古将军告诉忽必烈，军队需要更好的大炮。在1215年北京攻城战后，蒙古人获得了相关技术和专门部队，已经拥有投石车、抛石机、火弩炮等多种大炮。问题在于面对襄阳的护城壕和石墙，蒙古—汉式大炮完全没有足够的射程和威力。
忽必烈听说了问题所在，也找到了解决方法：一件连中国都前所未见的攻城器械。他知道，帝国最棒的攻城器械设计师在六千公里外的波斯，因为他曾经见过兄弟旭烈兀在1258年写的巴格达攻城战报告。旭烈兀拥有破墙弹射器，牵引抛石机做不到那一点，他拥有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机器。
它们叫配重式抛石机，是那个时代的重型炮，装满镇重物（通常是岩石）的箱子取代了牵拉绳索的人力，优点在于镇重物重量巨大，臂杆加长，飞物更重，投射器变大，射程更远，准确性提高。
配重式抛石机出现在12世纪的中东，大概1200年的时候，十字军遭遇过它们，不久以后传到欧洲。信息交流是双向的，这些机器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都发展成专门装置，不仅破坏城墙，而且粉碎阴谋、影响战略，并让它们的工程师出名（所以，这些人有充分理由从不记载他们的秘密）。到了15世纪末，配重式抛石机过时了，被火药炸飞了，毕竟，它们是木制的。
今天，“抛石机”爱好者形成了一种国际亚文化，他们已经破解这些巨型机器的秘密。他们都热情地——很多人着迷、有些人偏执——把理论科学、历史和实践结合起来，献身于一项事业：不使用炸药而将大型重物尽可能抛远。在1990年代，一个三十吨位的抛石机抛射了半打汽车、六十架钢琴和许多死猪，以致恶名远扬。网上提到过“托尔”（Thor）（北欧神话中的雷神——译者注）计划：一个装有一百英寸臂杆的二十五吨位配重装置，可能像战神投掷霹雳一样投掷别克车。至笔者撰写本书之时，“托尔”依然是个梦。
我能理解他们焕发的激情。在走访南威尔士的卡菲利城堡时，我也使用过这种抛石机。被压制的能量一旦释放，就会产生一种美感，因为它只包含经过精心安排的自然元素——木头、铁、岩石、绳索、重力。猛拉触发器，放开臂杆，配重物落下，臂杆升起，投射器连带飞物紧随其后。只有响声是柔和的，像一次巨大的呼气声：来自油轴的飒飒声和臂杆的嗖嗖声。整个过程都是慢动作，非常唯美。飞物抛出，就这样完好无损地着陆了。然后，这个“大怪兽”带着一丝满意的声音重新安静下来——配重物来回摇摆的叹息声、里面重石重新排列的沉闷声、空投射器碰到活动臂杆的撞击声。
因此，我们知道忽必烈寻求的东西是什么，而他明白弄到那个东西是可能的。这不过是个“连点成线”的问题。由一个家族全面经营一个帝国，而帝国又靠洲际交通网络连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更好地显示这种优势了。忽必烈的信件通过驿马快递发了出去，五周之后，信件出现在波斯北部的大不里士，这是忽必烈侄子阿八哈的汗廷所在，1265年旭烈兀去世后，其子阿八哈成为波斯统治者。阿八哈手上有几位工程师制造了配重式抛石机，运用于多场攻城战：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叙利亚的十字军城堡。他可以抽调两人，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1271年末，两人携家人到达上都，得到一套过冬的官舍。
第二年春，在向皇帝演示了这种装置的原理后，两人——加上亦思马因正试图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儿子——发现已身处战场，他们凝望着襄阳的坚固城墙、护城壕、宽阔的河流和对岸的姊妹城市樊城。
亦思马因的机器可能是当场制造，应该有四十吨重、近二十米高。这里还有很多变量，比如，配重物在干湿气候中的准确重量、木轴之间润滑油温度的影响、制作臂杆的合适木材、一百公斤从当地石场开采的飞物的形状。
蒙古将领阿里海牙决定采取攻打樊城的间接战术。在破坏浮桥、阻碍宋军跨江运送补给后，亦思马因像炮手那样通过试射来精确调整他的装置。然后，正如《元史》阿里海牙本传所说，亦思马因的回回炮（穆斯林弩炮）“击破城墙……（从此）襄阳之援军再也无法到达，樊城要塞乃拔”。这就造成了一种蒙古人经常面对的情况：为了迫使襄阳投降，必须毁灭樊城，大张旗鼓地毁灭，约三千宋兵和七千名其他人像牲畜一样被割喉，积尸成堆，确保让襄阳看到这场大屠杀。
但襄阳仍不投降，所以，亦思马因拆卸了攻城器械，漂浮过河，在有效射程内重新组装，据《元史》记载，他把它“置于襄阳城的东南方”。亦思马因作为这项工艺品的主人，现在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这种机器的威力。我们得知，飞物重一百五十斤，不到一百公斤，但结果让人震惊。用阿里海牙本传的话来说，“一炮击中其谯楼，响声如雷霆，撼动全城，城中陷入一片混乱”。
紧接着是一场关于是否要进攻到底的争论，如果这么做，其结果当然又是一堆尸体，但这样几乎没有战略意义。阿里海牙有自己的主意。他亲自来到襄阳城下，招呼守将吕文焕：“你以孤军防守此城多年，”他喊道（可能通过一位译员），“可如今连天空的鸟儿也飞不进去。我家主上非常钦佩你的忠诚，若降，则赐尊官厚禄。你可信之，我等绝不杀你。”“满腹狐疑”的吕暂时犹豫不决，但最后相信了上述保证，于1273年3月17日开城投降。阿里海牙信守承诺，吕立刻成为宋人眼中的叛徒，接受了忽必烈给的要职，在随后的战斗中，吕将证明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才。
对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1，它不仅在军事上打开了通向南宋心脏地带的道路，而且开始破坏南宋政府的运作。在杭州，丞相贾似道——忽必烈的宿敌、酷爱斗蟋蟀的富豪政客——先前对宋帝隐瞒真相，因此，襄阳陷落的消息就像一颗穆林斯弩炮的炮弹一样给宋廷以重创。忽必烈充满感激地赏赐了两位抛石机专家，阿老瓦丁成为总管——地方高级官员，此后在元朝当差三十年。亦思马因获赐约九公斤白银，相当于一名工匠十年的收入，但他没时间享用，因为一年后他就病故了。尽管如此，亦思马因的工作还要继续，他的儿子布伯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和专长，由此开始世代连任，几乎延续到元朝结束为止。
恐慌占据了杭州。上层人士突然之间惊醒，他们安逸文明的生活方式、儒雅的高谈阔论、在西湖边的野餐、悠久可敬的礼仪、辉煌的艺术作品受到了威胁。这是不可思议的，此前，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蛮族威胁到南方心脏地带。
此后灾祸连连。宋度宗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死去，年仅三十四岁。接着，美丽的火山岩山脉天目山——杭州以西一天马程可达——发生震动，引发毁灭性的山崩和洪水。这是一个凶兆，因为在汉语中，同样的“崩”字表示两种不同含义：山崩和帝王驾崩。各种灾祸接踵而至，就像旧丝绸上的裂缝一样不断扩大，没人能修补南宋这块破布。天正在收回它授予宋朝的统治权。一个时代行将落幕。
摘自《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作者：约翰•曼；重庆出版集团华章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