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是近代中国最西化的群体。当百姓还在穿长袍马褂，他们已经换上了衬衫外套的西式军装。即使到1949年之后，“土八路”也曾有过一段军官穿苏式呢子大衣，士兵戴船型军帽的岁月，领一时风气之先。
抛开身外之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军人身上变化最大的部分当属胡须。不同款式的胡子在军人唇上争风，也是那个年代的一条风景线。
一代武人一代胡子
胡子素来是中国武人的骄傲。《三国演义》第一回关羽登场时便强调“髯长二尺”，张飞则是“燕颌虎须”。按古人的说法“在颐曰须，在颊曰髯”，想来这两位都是从上唇到下巴一嘴的胡子。这种胡须风格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靠镇压太平军起家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军政大员个个都留着上下全套的胡子。
左起：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清朝末年，国家逐渐开放的同时，武人们的胡子却日益稀疏起来，大多数人下巴上的胡子已经不见了。民国肇建之际，南北洋武人合影颇多，从留下来的照片可见胡子多数只是唇上或唇边的两撇，就连孙中山和袁世凯都不例外。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与北洋军将领合影
孙中山祭拜明孝陵时与革命军将领合影
辛亥革命后群雄并立，每位大帅都有一口胡子，这似乎是种权威的象征。虽然这些胡子样式五花八门，但多半是在上嘴唇下功夫，唇下即使有胡子，也只是贴在下巴而已，飘逸美髯皆不见矣。而唇上那两撇胡须或长或短、或密或疏、或垂或翘，甚至变成了个人特色。
当时报章便有教人用胡子分辨袁世凯之后四位大总统的说法，如黎元洪“一对剑髯”、徐世昌“两撇垂须”、冯国璋“满嘴狗毛”、曹锟“倒生杂草”。四位总统四种胡子风格，其中老黎可作为八字胡的代表，老徐可作为山羊胡的代表，老曹可作为牛角胡的代表，至于老冯……我只能说这是冯氏特色胡，实在太杂乱了。
左起：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
大帅如此，全军自然上行下效，蓄起胡须。连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也因担心被资深同僚和老兵油子轻视，纷纷蓄须以示老成，寻求认同。卫立煌24岁就在粤军当上了营长，经常被戏称为“小营长”。这对卫立煌来说绝对是种轻视。为表老成，他开始留胡，这一蓄就是三十几年。1955年卫立煌由香港返回北京时，为避免国民党特务暗杀，这才将胡须剃除。此外，他还头戴瓜皮帽、围上蓝围巾、足蹬老棉鞋、戴上大眼镜，更有趣的是还在太阳穴上贴了一张膏药。您说这打扮，就是他夫人都未必能认得出来。
其实在北洋时代，曹锟的牛角胡颇为流行。牛角胡据说由德皇威廉二世“发扬光大”，此后在日本发展到“颠峰”，再由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带回国内。
牛角胡的奠基人德皇威廉二世和发展至“颠峰”的日军名将长冈外史
1920年代的中国军人还都比较“含蓄”，他们既想效仿欧美的胡子风格，又不想做得太夸张，毕竟这类胡子不好打理，一不小心，就可能像黎大总统一样，把原本牛角胡给留成了粗八字胡。所以中国军人对牛角胡的处理方式是在“自然发展”后稍加处理，既易于打理，又能彰显牛角风格，一举两得。曾任黑龙江代理督军的万福麟，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张厚琬、军长岳盛宣都是如此。
左起：万福麟、张厚琬、岳盛宣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新一代革命军人带来新的风尚，胡子由长变短。国民政府时期，上至委员长蒋介石、“小委员长”陈诚，下到各级军官，凡是留胡子的普遍不超过唇边。
左起：蒋介石、陈诚、卫立煌
待到黄埔军校生踏上历史舞台，蓄须反倒成了稀罕事，甚至连引领着年轻时蓄须风尚的保定军校老师们也纷纷剃掉胡子。从抗战时期的高级军官合影上可以看到，唇上风光已经与北洋时期截然不同。
抗战时期高级将领合影，一个留胡子的都没有了。
意识形态下的“仁丹胡”与“卫生胡”
鲁迅游西安时，到孔庙看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鲁迅《说胡须》）。
其实这种“向上翘起”的胡子在汉朝就流行过，而在民国初年的复兴也确与日本有关。人们常在日本药品广告上看到这种胡子，无怪乎被认为是舶来品。连这种胡子的名字，也和药品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仁丹胡”。
汉代墓壁画上留“仁丹胡”的男子
二次革命时“党人三督”之一的安徽都督柏文蔚，原本留的是大胡须，流亡日本归来后便改蓄仁丹胡。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又改学“大家风范”留起了大胡子。
左：流亡日本前的柏文蔚；中：从日本归来的柏文蔚；右：老年柏文蔚
大致上来说，凡留仁丹胡的，大都有留日或旅日经历。如宪兵司令谷正伦、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东北讲武堂教育长王瑞华等，他们的仁丹胡都颇具特色。
左起：谷正伦、陈兴亚、王瑞华
但在中国留仁丹胡也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反日时期更会带来生命危险。陆军少将官成锟便是不幸的牺牲者。
五四运动期间，反日情绪空前高涨，上海地区进而产生“日人投毒”的传言。1919年6月10日，时任浙江督军署少将谘议兼驻沪调查员的官成锟着便服外出，在行至康脑脱路（现康定路）时，因其日式仁丹胡特征明显，又穿着西式服装，被蒋六根等七人误认为是日本人，被视为投毒的嫌疑犯。由于官成锟只会说台州话，与上海话互不相通，双方沟通失败，蒋六根等人手持农具铁器发起群殴。双拳终究难敌众人，官成锟就这么被打死了。
巡捕房在事后逮捕了涉事人员，却以“蒋六根供称‘死者于数分钟内在自来水笼头旁来往溺便三次群疑’，以及茶馆堂人蔡桂林等人证明”为由将人释放。北洋政府也只是对官成锟的遗孀刘氏发放“一次恤金六百元遗族年恤金三年每年三百八十元”了事。堂堂陆军少将因此丧命，着实荒唐！
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疑惑，日式“仁丹胡”不是鼻子下面一个小方块吗？有篇讲老电影的文章便写道：“电影《地道战》的镜头：乌云密布，野荻狂舞，日本山田大队长挥着雪白的军刀，小圆眼镜片下的仁丹胡一撮，声嘶力竭道：‘哟西，向高家庄马家河进军！’”
电影《地道战》中的日军山田队长
这件事只要说个传说便明了。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坊间传闻街头的仁丹广告是汉奸张贴，日军看广告上军官的胡子哪边翘得高便向哪边跑，能迅速抢占有利位置。试想，如果“仁丹胡”只是一撮小方块，怎么指路呢？
日本森下仁丹的商标，该公司至今仍使用这一标识。
方块胡子通常的称呼是“卫生胡”，在20世纪初的欧洲广为流行，就连德国元首和苏军大将都留这种胡子。据说这种胡子是一战的衍生品，希特勒就因戴不牢防毒面具，才剃掉大胡子改留卫生胡。日本人脱亚入欧，很快将卫生胡学来，日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便是其中之一。
左：德国元首希特勒；中：苏联红军大将巴甫洛夫；右：日军大将土肥原贤二
和仁丹胡一样，卫生胡也曾在中国流行。以“真爱国”自居的西北军将领中就曾流行过卫生胡，恐怕是冯玉祥与苏联合作的衍生品。
左起：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刘郁芬、张之江、吉鸿昌
卫生胡是国际潮流，但当时中国人最熟悉的还是报纸上与身边的日本人。“九一八事变”以后，卫生胡在中国人心中逐渐变成日本人的特征。虽然留什么样的胡子与是否爱国没有直接关系，但身负卫国重任的军人总不好留着敌人式的胡子，于是连一度留卫生胡的鹿钟麟和张之江也都改了款式。
“九一八事变”后的鹿钟麟和张之江
胡子既然能用来辨忠奸，伪军将领蓄起卫生胡似乎顺理成章。说来巧合，同为西北军将领的刘郁芬便没有改变胡子款式，不知与他落水当汉奸有没有关系。另一位汪伪上将杨揆一的卫生胡更加标准，如果不加说明，你会觉得他是哪国军官呢？
左起：杨揆一、刘郁芬
其实，鹿钟麟、张之江改款后的胡子才是日本军人最常见的款式，上到军人首相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下到在中国无人不知的阿部规秀，都留这种胡子。只不过，这种胡子实在太过常见，不像卫生胡那么招摇罢了。
胡子的去留
当蓄须不再成为风尚，仍旧蓄须的人往往会给胡子赋予新的含义。否则便和革命元老、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一样，空留一嘴胡子，让人把“于胡子”喊得比本名还响。
话说抗战时期有一孩童问于右任在睡觉时，是将胡子放被子外面，还是放被子里面。于右任一想，发现还真没在意过此事，便在当天晚上睡觉时将胡子放在被子外面。不一会儿，他发现很不舒服。便又将胡子放到被子里，可又觉得不自在。就这样，整个晚上于右任就为了胡子放被子里面还是外面而辗转难眠。谁都没想到一个孩童的天真问题竟将堂堂监察院长给弄得一夜未眠。胡子无用之说由此传开。其实像于右任这样留大把胡须的不乏其人，如上文提到的柏文蔚，还有孔庚、张澜、沈钧儒等退役将领及文人。
长征时周恩来也留过一嘴胡子，据说是因为他发誓“不抓住蒋介石就不刮胡子”。近年来，周身边工作人员又提出新说法，“在国民党统治区留胡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一直留着胡子，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刮胡子的刮脸刀”，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情况看，后一点恐怕很难成立。
左起：于右任、周恩来
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生普遍不留胡须，到解放战争期间倒是出了几个例外。黄埔一期最早当上师长的范汉杰在锦州被俘时一嘴胡须，颇有古人风范，另一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在担任东北“剿总”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时也蓄起了胡子。“黄埔虎将”陈明仁在第三次四平之战中因守城成功获青天白日勋章，所拍的照片上也能看到唇上蓄了一捧胡须，而一年前的合影上他还是不留胡子的。这究竟是战事紧急来不及剃须，还是蓄须以待战败转移时掩人耳目？不得而知。
左起：范汉杰、陈明仁、杜聿明
解放战争中，大批国军将领在与解放军作战时兵败被俘，他们纷纷进入全国各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教育。在此期间，大部分人都能认真学习以期迎来新的自由。但有部分不甘失败或者说是对打败仗并不服气的将领，则出人意料地开始蓄起胡须。
根据沈醉回忆，曾任第12兵团司令官的黄维进入功得林后，胡子长到一尺五寸（约55厘米）时仍然不肯剃掉（管理所规定男性不能留须），其他同押人员因此开会批评他“思想反动”。黄维对此“紧闭双目，如老僧打坐般纹斯不动”。等到别人说完后，他便“气运丹田，一连放上三个响屁，以示不屑”，弄得诸人哭笑不得。但不管如何，这毕竟是个例，笑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