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在政治制度、宗教文化政策、干部的任命等方面，都应该思考民国时期的得失。”3月17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坛上这样说道。

在这场题为“民国边疆史与地方军阀研究”的报告中，马戎表示，目前中国新疆和西藏的社会稳定、民族关系和经济发展都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而民国边疆史、边疆军阀史的研究可以帮助今人领悟当地社会的演变规律。在他看来，民国时期马麒、马步芳父子在青海，刘文辉在西康，杨增新在新疆的治理手段，均有值得借鉴之处。

马教授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专业，主修人口学，常年从事西北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研究。

讲座现场

民国时期的西部边疆

讲座伊始，马戎即指出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是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的一段时期。

清帝退位后，各地军阀独揽大权，而民国22行省之外的4大行政区则处在当地少数族群政治-宗教首领的统治下——外蒙古首领是黄教大活佛哲布尊丹巴，西藏是达赖喇嘛，内蒙古是各旗扎萨克王爷，青海由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父子治理。

其他边疆各省的情况则各不相同：1884年建省的新疆先后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任军阀，宁夏主政的先后是马福祥、马鸿逵父子，云南滇系军阀最有名的是唐继尧和龙云，广西桂系军阀的早期首领是陆荣廷，后期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图（1936年）

“在中华民国38年的历史中，在外蒙古、内蒙古、东北、新疆、西藏等地都先后出现了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民族分裂运动，这些分裂活动背后均有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推动和鼓励。”马戎说。

例如，盛世才在新疆执政期间（1933-1944年），苏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渗透到新疆各地。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盛世才在新疆开展“民族识别”，识别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14个“民族”，这与民国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中华民族是一个”）背道而驰。1944年9月的新疆“伊犁事变”，即是在苏联直接支持和参与下，北疆三个地区（伊犁、塔城、阿山）发动的事件。

盛世才

主政西部三地区的军阀

马戎教授着重分析了民国时期青海、西康、新疆三个地区的主政者。

青海地区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实际主政者都是马麒（1869年-1931年）、马步芳（1903年-1975年）父子。

马麒、马步芳父子出身河州回民世家，主政青海后面临一系列民族与宗教问题。在省内需要妥善处理回、藏、汉、蒙4大族群间的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协调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汉人文化等不同文明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要笼络各族首领，还要打击挑战其权威的部落，树立权威。同时需推进青海建省后的基层政权建设，推动经济、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

在外部环境方面，马麒、马步芳父子努力保持与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马步芳之子马继援与蒋经国是拜把子兄弟；但同时排斥中央政府派来的党团体系、特工系统在青海的活动——国民党军统进不了青海。马氏父子始终保持对“马家军”和青海地方的绝对控制。

“从今天来看，马麒、马步芳父子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护国家领土完整方面曾经发挥了一些正面作用，”马戎说。

1914年，英国胁迫袁世凯派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提出分裂中国的“内外藏”划界，马麒提前得知英国的阴谋，作为青海军政首领通电全国公开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坚决反对。当时全国上下舆论沸腾，在阻止袁世凯政府在协议上签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外，1940年代苏联和外蒙古军队进攻新疆，马步芳派青海骑五军进疆，有力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

马麒、马步芳父子

经营西康地区的是汉族出身的地方军阀刘文辉（1895年-1976年）。

信仰藏传佛教是刘文辉与当地藏族土司和上层活佛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他面对的是康区藏人土司和寺庙深厚的传统封建和宗教势力，背后还有拉萨的噶厦和藏军。

1930年刘文辉率部抵抗藏军的进攻，稳定了康藏边界，他以规模有限的军队为后盾，多次平息局部叛乱活动，成功地建立起西康省的行政架构，推动地方各项事业的建设。他在西康的经营相当成功。1949年他率部起义，成为新中国的林业部长。

刘文辉

曾主政新疆地区的有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任军阀，其中杨增新（1859年-1928年）的作为颇为人所称道。

辛亥革命后不久，外蒙古部落进攻由清廷直接管辖的科布多地区，杨增新呈报中央政府，将科布多和阿勒泰实行分治并派兵坚守阿勒泰，从而保住了阿勒泰地区。

在内地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在杨增新主政的17年间新疆社会稳定，杨自称是“世外桃源”。拉提摩尔曾说：“新疆与内地的距离以及在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独立及半独立军阀的存在，使新疆的少数汉族自外于中国的政治和内战”。

对于主政新疆地区的三任军阀，马戎总结道：“他们要处理与苏联和外蒙古的关系，协调新疆各族，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之间的关系，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运作技巧。”他认为，在中华民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认识边疆地方军阀或者少数民族领袖人物时，应把他们是否维护国家统一、是否参与分裂活动作为最基本的评价标准；而意识形态理念、政党背景、阶级出身以及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只能是放在第二位的。

杨增新

民国时期治理模式的启示

对照现状，民国时期青海、西康、新疆的治理模式能提供哪些启示？马戎做了五点总结。

一、本地出生成长的官员在熟悉当地社会民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马麒、马步芳父子出生于与青海接壤的甘肃临夏地区，对青海的回、藏、蒙、汉各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都有系统和深刻的了解。马麒之父马海晏是清末甘军将领，在当地有深厚的人脉关系，这使他们在处理族群关系、部落关系、宗教关系时得心应手。

刘文辉出生在成都西面的大邑县，康藏地区的人员、经济交往密切，所以刘文辉对西康省的历史民情并不陌生。

杨增新是云南汉族人。尽管不是新疆当地人，但他30岁时中进士后到甘肃任职，48岁赴新疆任职，在阿克苏、迪化、巴里坤等地任道台，53岁成为新疆督军，在甘肃和新疆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拉提摩尔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国官员”，“他善于平衡当地各个民族间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后来他与苏联签订了通商协定，有效地抗衡了英帝国势力在新疆的拓展。”

马戎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出生在当地或在边疆地区有长期从政的经历，是一个边疆主政官员成功治理的重要条件。“清朝对于边疆大吏通常不轻易调动。一个对当地历史、语言、宗教、民情、习俗、地方首领都不熟悉的官员，尽管本人从政资历深厚并获中央政府信任，并不一定能够成功治理边疆地区。”

马戎以自己的见闻举例：“1997年我在南疆调查时曾与3位汉族县委书记交谈过，他们出生在南疆，‘文革’时期在大队知青点下乡，维语流利，有许多本地各族同学和朋友，对当地历史和现实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他表示，建国60多年来，在西藏、新疆已经成长起来一大批年轻干部，包括汉族干部，这批人才值得重视。

二、边疆主政官员任期不宜太短。

马麒、马步芳父子主政青海38年，刘文辉主政西康23年，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马戎认为，长期主政的优点之一是熟悉地方事务，且有长期发展规划（如西康建省后刘文辉提出“十大建设”方案以及“三进主义”和“三化政策”的建设方略），熟悉地方各界精英人士，可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本地干部。

“边疆地区族群复杂，各族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交往习惯不同于中原地区，主政官员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必须熟悉当地的历史民情和精英人士，有些工作还需要借助本地各族精英人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与本地社会长期交流和磨合过程。”马戎说。

三、边疆主政者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得到当地族群的认同。

青海东部回民势力深厚，保安、撒拉、东乡等群体与回民一样信仰伊斯兰教。当时教派林立，马家父子积极扶持伊赫瓦尼派（又称“新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以宗教为纽带在青海建立伊斯兰教众中的群众基础。此外，马家父子有意识地强化自身的政府官员身份，而弱化“河州回回”的宗教身份，以笼络各族各界上层人士和青年精英。

主政西康的刘文辉深知康区佛教影响之深厚，所以推行“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政策。为拉近藏族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他到靖化广法寺皈依佛法，接受藏传佛教高僧多杰觉拔的密宗灌顶，后来又延请炉霍县寿灵寺的格聪活佛为经师，他的住所内设有经堂，每日睡前都会静坐诵经。

1939年刘文辉在康定、石渠、理化、甘孜、德格、得荣等县设立五明学院。康定五明学院又名“西陲佛学院”，1942年改组为“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刘文辉亲自兼主任委员。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刘文辉手里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可见他在宗教集团和藏民中的影响力。

杨增新与新疆各族传统首领人物关系也极为密切。1919年，北洋政府计划派冯玉祥移兵新疆屯垦，新疆各王公、头目人联名通电中央，激烈反对，此事便作罢。1922年杨增新又向北京政府试探，表示“倦勤”，各族首脑即发通电，拥护杨“永镇西陲”，颂扬功德。北京政府于是不得不向新疆各族王公表示，决无更调杨的意图。可见杨增新的施政深得新疆各族王公首领的拥戴。

在维护本地宗教秩序方面，杨曾在1923年给下属的密令中说：“我国官吏，正宜利用宗教，尊重回缠经典，以为联络民心，维持现状之计……对于缠民阿洪不得无故更换，亦不得故为凌虐，以维宗教。”

总之，尊重与包容当地族群民众的宗教信仰，妥善处理政府与宗教集团之间的关系，使当地宗教人士积极支持政府的各项工作，这是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族群和谐的重要保证。

四、努力吸收并合理调配当地族群精英人物加入本地行政团队。

从民国时期几个边疆军阀的用人方针来看，都从不同角度体现出他们对培养、任用少数族群精英的特别关注。

马麒、马步芳父子与藏族部落首领关系密切，马麒和胞弟马麟都精通藏语，马麒主政青海期间结交了李乃棻、黎丹、周希武等一大批汉族精英。

马步芳创办的昆仑中学吸收了回、藏、汉、蒙古各族青年学生，他的卫队中有大量藏族、萨拉族士兵。马步芳仿效黄埔军校开办了昆仑中学，亲任校长并选拔学生，用毕业生充实基层干部队伍。

刘文辉时期的西康社会政治结构中既有旧式土著精英（土司、头人、宗教领袖），也有接受新式教育并与外部有密切交流的新式土著精英（如江安西、格桑泽仁、刘家驹“巴安三杰”等）。他开办训练班、讲习会，吸收本地族群首领和青年参与各级行政团队，轮训各级干部。

杨增新则明确表示：“欲求新疆长治久安，不外利用新疆各族之人，以保新疆，实为完全之策”。他任用的各级官吏具有汉、回、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各族背景，如省议会会长饶孜是维吾尔人，库车县知事桂芬是满人，财政厅长潘震是汉人，喀什道尹马绍武是回民。

五、在选拔任用各族人才时避免强调人才的“族群属性”。

民国时期，为了尽可能避免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以“民族”划线的现象，地方军阀大多努力避免强调任职者的“族群”身份，避免“任人唯族”，而是强调干部的“德”“才”与以往政绩，具体职位由出身于哪个族群的人员担任或进行轮换并无定数。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政治上认同国家，并具备现代知识和能力，从中央到地方都花了很大的心力。”马戎说，“南京政府非常重视在中央一级对西部少数族群干部进行培养集训。1930年中央政治大学设立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及蒙藏班，1933年改蒙藏班为中央政治大学附设蒙藏学校，蒋介石亲任校长。平措旺杰等一批最早接受内地进步思想的藏族青年都在这所学校就读过。”

最后，马戎教授表示民国边疆史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的研究领域，“不仅有许多档案材料没有得到开发，还有许多在学术上属于空白的研究专题，如从社会学角度开展的宗教传播与宗教互动机制的调查研究，外部势力对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系统研究，重要历史人物演变过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等等。”他希望今后有更多青年学者关注并投身于这一领域的调查研究，综合应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宗教学的研究方法，为理解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