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下半年，上海发生了两桩轰动社会的暗杀。被杀者都是政治人物，前者为海上闻人张啸林，后者是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两案相距不足两月，性质又相似。所以多认为两案有所关联，更有人直指两案是“军统”所为。社会上传闻异辞，加上传媒又“风闻奏事”，于是关乎两案的信息就有很大的混乱。

傅筱庵

这帷灯斧影，是耶，非耶？让人恍惚迷离。在此，且先说两作案者的案后遭遇不同，用以解释作案者幸与不幸的社会因素。

杀张啸林者是林怀部，林后来在法租界被判无期徒刑，抗战胜利后获释。他曾托人找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希望万先生能向中央推荐，让他分沾地下工作人员的光荣。但万墨林婉拒了。万墨林《沪上往事》记了这事：

林怀部因为连杀二人被判长期监禁，抗战胜利后他获得释放。他认为自己杀了大汉奸张啸林，有功于国家民族。所以托人来请我代向中央推荐，让他也分沾一点地下工作人员的光荣。对于林怀部的要求，我唯有婉言拒绝。因为杜先生（按：指杜月笙）和张大帅是结拜兄弟，我不能揽上这个罪名。再则林怀部与地下工作根本无关，他杀张大帅和吴金桂，纯粹出于发泄私忿，并未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或嘱托。充其量只能说：“汉奸国贼，人人可以诛之。”一时激起义愤，锄奸报国而已。

万墨林这番话，分析入微，进退有据，足令进言者知难而退。这可证明：林怀部和“军统”根本没关系，从此，林怀部没再出现。

反观朱升源之杀傅筱庵却成了英雄，得享大名。加上他案后悄然引退，消失于众人眼前，这反而引起社会对他的疑问：作案者是义士、侠士、“军统”？“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又恰是古侠士的作风。社会大众可以去自由解读。朱某本来不求名而得名，可说是“不虞之誉”。

但事情是人干的，人总是“私念”和“公义”的“相合”。而社会却只夸说事情的“公义”，似乎隐蔽了事件的个人目的。这连后来“军统”在上海区的区长陈恭澍也有所觉察，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疑问：

傅案之发生，还有一个特点：表面现象，只不过是佣工杀了主人而已，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政治色彩，奇怪的是，所有新闻报道中，无论其立场如何，均异口同声说是重庆分子干的、“蓝衣社”干的、爱国志士干的，没有人怀疑到寻仇报复或图财害命上面去。我想这也就是“声威”吧！

陈恭澍只对现象有所感触，但对当日朱某的声名，陈恭澍本人也是参与“催谷”的。因陈是上海沦陷时期的“军统”负责人，他手下分管第一分队、第二分队，是专管“锄奸”的部门。据说朱某之进入“军统”的视野，是缘于朱某在乡人杜某座上有做过“插标卖首”的表示。

“醉语”与“居奇”

朱某“插标卖首”的醉语该是在遭到傅家驱逐之后发生的，据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战后发表的回忆说：

一天，他（傅筱庵）没有应酬，悄悄地提早回到虹口住宅，不料当他跨进内室，见到一个内眷，正和他的厨师阿朱睡在床上。傅筱庵当时很镇定地默不出声，阿朱反而不好意思，向傅筱庵求情说：“老爷！我实在没有面目再做下去，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让我到别处去做小生意。”傅筱庵当晚就拿出一笔钱，说：“这钱就送给你，但是你要若无其事地再做一个星期，等我几次客请好之后再走。”阿朱当然答应了，天天清早上菜场办货，晚间督厨做菜。到了第六天，这天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十日，早上五点钟，阿朱忽然烈性大发，手执菜刀，闯进傅筱庵房中，那时傅筱庵独居一室睡得正熟，阿朱提起菜刀，像宰猪一样把傅筱庵杀死了，阿朱走出房门时，还将房门带上，到厨房中拿了几个菜篮走出大门，当时与门前的几个守卫人员还含笑招呼，然后踏上脚踏车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傅筱庵竟是如此下场。（《抗战时代生活史》）

上述有关朱某“个人的感情”，叙述者陈存仁是当年上海名中医，是惯为上海上层人家“外诊”的。其穿房入舍，见闻甚多，且往往是传媒所不敢公开者。陈氏是稔知法律的人，自然也深知傅筱庵在上海的势力，他之直书，当有所本。据此，让我们知道朱某的绯闻被发觉仅六日而“杀傅案”发。而我们所欲知的是这六日中发生的事。最重要者是这六日中，朱某人在乡亲杜某的“小酒店”的“醉语”以及“醉语”引起与“军统”间的互动。

为什么断然说是“六日中”的事呢？就因为前引陈氏所记的：傅筱庵撞破阿朱的丑事之后，仍留阿朱再做一个星期。结果是到了第六天，就发生了杀傅案。

另外，万墨林在《沪上往事》里记载详细，当中也有“然而不出几天”的说法，这和陈存仁的引述也正好吻合。万氏的文章说：

杜月笙先生的一位保镖老张，山东人，身胚结棍，头脑灵活，杜先生赴港以后他便跟我，做事认真负责。有一天，他跑来问我说：

“万先生，有一桩生意，要不要接过来做？”

“什么生意？”

“傅筱庵。”

哈！做掉傅筱庵，刺杀大汉奸，这种大快人心之举，为什么不做？当时我心中很欢喜，但是我声色不动，我淡淡的问他：

“有什么门路？”

“巧得很，”老张双手直搓的说：“我的一个同乡，名字叫朱生，他是傅筱庵的保镖。这桩生意，是他自己跑过来兜的。”

我一听，就晓得这事已有七八成的把握，因为傅筱庵当了汉奸，他也自知难容于国人，所以他经常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他住在虹口，公馆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平常老百姓一脚都踏不进，何况跑去将他刺杀？但如他的保镖要下手，那便是近水楼台，方便多了。因此当时我再问一句：

“那个姓朱的有什么条件？”

“简单得很，”老张耸耸肩胛，“事成以后，他要两万块钱。”

“闲话一句，”我拍拍胸脯，“你去叫他相机行事，事情办好，问我拿钱。”

老张去找朱生了，我也并不怎样把这桩事放在心上。然而不出几天，纵使敌伪方面把新闻封锁得很紧，但是我们仍旧得到消息，傅筱庵被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朱生确实逃逸无踪，因为他始终不曾来领过我那两万元的赏格。

而陈恭澍是军统高层，是经管这“卷宗”的人物，据其回忆，也透露出当时时间紧迫。正因为这种紧迫感，他连请示也来不及了，于是破了例，未经请示即答应了第二分队的“要价”。

而这六天内，朱升源说过些什么呢？我想过，朱某是山东人，军统在傅家附近开设小酒店的老板杜氏也是山东人，这小小的卖酒店，就是山东乡亲的聚脚点。而这次朱某的酒后醉言，大概像《水浒传》第十五回阮小七跳起来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那种豁出去的豪言壮语，自然会惹动五湖四海的注意。前引的万墨林《沪上往事》所说即是一例。而对沦陷区的“军统”而言，又何尝不是？据“军统”经理处处长郭旭的回忆：

陈（恭澍）派一姓杜的特务（忘其名）在傅家附近开设一爿小酒店，伺机勾引傅家的人作内应。朱（升源）性嗜酒，常到傅家附近军统特务开设的酒店饮酒，特务们见朱上门，殷勤招待，常备佐酒佳肴，请朱畅饮攀谈。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朱认为酒店老板杜某是知心朋友，结拜为兄弟。有好几次朱酒后失言，流露出对主人当汉奸不满的情绪，杜乘机进一步勾引，要朱再劝傅辞伪职，如傅不听从，则把傅搞掉，为民族除奸，做一个好汉。

朱因小时受过日本人的打骂虐待，有自发的民族正义感，曾劝傅不要再当汉奸，辞去伪市长职务。

这回杜姓特工与他打开天窗说亮话，朱为杜所动，再次劝傅辞职，傅仍不听，朱就和杜密商杀傅计划。朱不会使用手枪，且恐枪声惊动门首伪警，不能逃脱，于是决定由朱乘傅睡熟时，用刀把傅砍死，杜在外策应。1940年10月10日深夜，朱趁傅睡熟，用刀把傅砍死后，从容逃出傅家，在约定地点，乘杜事先备好的汽车，避居于法租界。

上段文字，有些是无可佐证的浮词。但朱某嗜杯中物，有时候多饮两杯，吐露不满傅附逆，则具体可信。

《沪上往事》

“插标卖首”扯上了“军统”

如鹰如犬的军统，对朱某醉言“招标”岂有不知，事必有人去接近，但酒后论交，醉语不清，归而误记为“朱升”，则容或有之了。

最先知情者是当时上海的第二分队，他们首先是垄断消息，要以朱某人为“货”而作“居奇”。他们先向上层邀功和讲价钱了。

陈恭澍在回忆录就清楚地说出，“第二行动大队”在“事先就有书面报告，报告中具体地陈明，已‘打通’了傅某身边的佣人，名叫朱升者，正待机行事中”。

陈又说道：“朱升也表示希望事成之后，能够得到五万元的奖金，第二队也同样的承诺了。这件事也就是这样‘敲’定的。”

又说：

傅案最大的特点有二：其一，是事先要求发给奖金，这在我所指挥的行动工作中，应属首次……

更又说：

在第二队的报告中，特别为这一点请示，我鉴于该队已作承诺，也就权宜地答应下来了，当时并没有考虑到，万一上级不准该当怎么办？可是那又为什么不根据第二队的请求原案转请上级核示呢？我怕失去时效，又唯恐节外生枝，如果对上级直书此人要求事成之后发给奖金五万元一节，总觉得事无前例，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另一方面，多少也带点表示自己有决断、有担当的好胜心理。当然，我也有个估计，一旦真的能够成功，上级支持我们已作的承诺，不致有问题。

按：第二队的“垄断”、“居奇”、“买空卖空”，于此可见。后来“杀傅案”真的发生了。我们试看看第二分队又是怎样的一个表现。

据陈恭澍回忆说道：

傅筱庵被杀的事，发生于十一日清晨三点多钟，早报上好像都还没有，晚报上全登出来了。而且有些报馆，早在中午时分就在各马路冲要地区贴出了“号外”。这件事千真万确，已无疑问。下午四时许，第二队的报告也来了，这是陈默同志把朱升同志护送到浦东安顿好了回到租界之后，口头上报告过赵圣队长（按：吉震苍的化名），再由赵圣用书面转到区本部来的。书面报告上所说的，和报上所刊载的大致相近，其细致处，报上所描绘的比报告中所述说还要详细。陈恭澍更说道﹕“第二队的报告内容非常简单，主要的是说朱升已完成使命，刻已安全脱险，正由陈默同志等护送至浦东途中，等到达安置后，再为详报。”

又：

电报发出后，不数日，戴先生复电到，全案发给奖金七万元。其中除朱升五万元照发外，另给奖第二队两万元。对事先未经核准一节只字未提。“上海区”除将五万元奖金转发第二队妥交朱升本人签收外，另两万元亦照一般规定发给第二队分配后报区备查。陈默把这五万元奖金交付朱升后，并安排他搭乘渔船出海，预定在镇海一带登岸，再转道前去大后方。至于朱升是否到了重庆，以及其后行止如何，笔者已无所悉。这件事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前面所说的“军统”，是指沦陷区的“军统”，由于他们所处是“地下”状态，危险性高，所以上级的管束颇为宽松，碰到这样的机会，自然是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所以像陈恭澍这样的长官也不便多问，以免生事。于是第二分队处理朱某的事，几乎是在他们垄断之中，长官陈恭澍也是莫奈伊何。但他们万万料不到的是：朱某竟能到重庆，更料不到后来朱某能亲向戴笠投诉。

陈恭澍

朱到重庆后的情况

朱到重庆后的情况有郭旭回忆文章说：

朱到重庆后，军统局发给他奖金伪法币三千元，并要上面所说那个姓杜的特务的本家杜醇（当时任重庆市公安第六分局局长）照顾他的住宿，月给津贴伪法币一百元及实物。朱领到这笔奖金后，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爿小型手工卷烟工厂。朱的津贴原来由我（当时任军统局会计室副主任）发交杜醇转发，后来朱每月亲来找我领取。有一次，朱来找我领取津贴，我询问他的家世和刺杀傅筱庵的经过，他把上面所说的情况告诉我，并说他到重庆前，并不知道杜是军统特务，当他离沪时，杜送给他一笔路费，只叫他到重庆找杜的本家杜醇，直到抵重庆后才知道军统局这个机关。最后他还痛哭流涕地说，他对不起老主人，辜负了老主人的嘱托。

到此，知道朱升源在重庆确是穷无所归。而军统之能给予帮助，几等于无。

但重庆的“军统”似乎和沦陷区的有所不同，他们用不着在钱眼上转，他们颇忙于为“刺傅案”开展览、演话剧，是要注重声威和假象，是“贪天功以为己力”，让世人知道他们是许多事件的幕后首功。曾任军统第八处处长的沈醉回忆说：

中美所本身并没有外勤行动组织，完全是依靠军统所领导的大大小小约八十个左右的行动总队、行动队、行动组和各种名称的破坏队、组等单位进行工作。戴笠把这些单位的“成绩”，一方面由军统局向蒋介石报功请奖，同时也由中美所向美国去汇报成绩，请求增补武器炸药等物资。梅乐斯多次受到奖励和不断得到升级，与这个组的工作成绩也是分不开的。当时军统一些在敌后和前线工作的行动单位，除了经常搞一点破坏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工作外，还经常在上海等地刺杀过一些像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等汉奸的活动，也同样列为中美所的成绩。（见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而“军统”经济研究室主任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一文则说：

特务处扩大为调査统计局的第二年。为庆祝，决定举行特务处成立八周年纪念大会（规定每年4月1日为成立的纪念日）。局长林蔚代表蒋介石来祝贺，全国各单位由负责头头亲自带领人员参加。大会展览各地各单位工作成绩，检讨各地工作情况，讨论当前问题与今后办法等等。外训班学生，还依照当年上海区暗杀汉奸维持会长傅筱庵的经过，编成话剧，登台表演，宣传特务机关暗杀技术的“机智”。（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六辑）

可见，“刺傅案”早已由“军统”上报邀功。他们“贪天功以为己力”，而且还嫌文字之宣传不足，便继之出以“话剧”，是把朱升源自发“杀傅”，当成是军统特务机关暗杀技术的“机智”和“政绩”了。对朱升源而言，这些做法和荣耀也是无可无不可，他不求名而得名，但却像介之推一样“弗言禄，禄亦弗及”，后来终于有机会得见戴笠。

这见戴笠的机会怎么来的呢？且看万墨林《沪上往事》所记：

一直到抗战胜利，杜先生（按：杜月笙）凯旋还乡，他才吿诉我：朱生到达重庆，不言不语，什么人也不找。他自食其力，摆个香烟摊维持生活。某日被杜先生的司机钟锡应看到了，报吿杜先生，说是朱生在卖香烟。杜先生连忙派车接他来，同时打电话通知戴笠先生。戴先生把他接过去，对于他的爱国热诚和功成不居，大为赞赏，送了他五万块钱，并且给他找了一个工作。

就是这缘故，令朱某见到了杜月笙，杜月笙是路见不平，要帮他一把，于是故意让朱某见戴笠，好借机投诉“冒功”、“冒领”的事。到此也要插话一句，朱某只是傅家的仆役，却和杜月笙的保镖老张、司机钟锡应混得如此之熟络，由此也看到朱某倒是个能“走动”的人。他该有他的气焰。纪晓岚诗“主人如虎仆如狐”，可以隐约概见的。

“朱升源呈词”

不过万墨林所记，又和后来朱某“呈词”微有出入。据我所藏朱升源重庆求助的卷宗，所呈全文是：

窃升源山东德州人，素性忠诚好义任侠。于民国廿四年随从傅逆宗耀字筱庵在沪。嗣因傅逆于事变后丧心病狂，认贼作父，出卖祖国，横行无忌。升源视此情形气愤填胸，思为黄帝子孙岂甘坐视国亡，群奸魔影蹂躏同胞，无所不用其极，更增升源敌忾之心，遂于民国廿九年十月十日上午四时，冒九死一生之险，毅然暗将该逆刺死以遂夙愿。旋因沪市情形复杂，环境特殊，思留此不死微躯再报效祖国，乃抛家别亲，只身奔走南北，历时七阅月，仍感无处容身。不得已赴浙，意图转往后方，以待时机。讵料于三十年四月间，行抵嵊县时，引起地方民团误会，曾被逮捕，转送江西上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经再三审讯，始悉升源来历。蒙顾司令长官惠给旅费三百元，并着宪兵沿途护送。于三十年七月底始抵战都。不意八月三日转送卫戍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土桥王家祠堂），历时两月后获讯明开释。此升源来渝之经过也。升源此来虽历尽艰苦，险遭不测，而不稍萌怨。尤忆以报国心切，壮志未筹（酬），深恐有负父母及党国抚育之恩。且闻有不肖之徒曾假冒升源名义，请功领赏，似此情形至为痛恨。升源前曾据实呈核。当（尝）蒙戴委员笠召见，垂询甚详，并赐给国币壹万元以资制作衣物之用。嗣蒙谕准月支生活费玖仟元（军委会壹仟元、稽查处捌仟元）。惟在此生活高昂之渝地，领此有限俸金，实感生计无法维持，谨再据实赍呈，恳请钧座俯念下悃，赐予适当工作，俾可尽忠党国，藉苏生活艰困。迫切陈词，不胜翘首待命之至。谨呈秘书长吴（按：吴铁城）。

这似乎是故事的结局了。这呈词，是该案第一手资料，呈文中，没有邀功，没有要求践承诺。只有无奈地申诉，被人冒领奖金，但又无法确指。他逃亡路上历数省长途，历时七个月，而戴笠召见垂询也只给国币一万元以资制作衣物。

朱升源呈文（一）

但这和郭旭所记稍有不同。郭旭的回忆文章说：

1946年夏，杜醇由重庆调任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局长（上海解放前夕调任黄浦分局局长，后似逃往台湾)，朱升源将他所开的手工卷烟工厂结束，随杜来沪，由杜介绍到某卷烟工厂工作（厂名我不知道）。同年10月间，伪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因缩减编制经费，朱升源的津贴即予停发。朱到南京领资遣费时，曾到我家看我，适我不在家。从那以后，朱和伪军统即无关系，他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在郭文所记当中有最动人的一幕，郭氏记下了朱某人那一声哭诉：“他对不起老主人，辜负了老主人的嘱托！”

朱升源呈文（二）

“军统”中的地下党

故事到此未完，翻读上海市地方志革命烈士传记（卷二十）中陈默小传，内云：

陈默，（1913-1949年）字冰思，……上海沦陷后，任国民党别动队大队长，曾率部属处决上海伪市长傅筱庵，被日军通缉，旋赴重庆参加军统组织。民国三十二年，秘密返回上海。次年任抗日先遣总队总队长，发展部属四百余人，至浦东地区活动。……陈拟将部队拉往四明山区，借旧交欲策动国民党上海海巡大队长封企曾反正，被封密告出卖。民国三十八年2月带队从鱼市场码头出发去浙东时被逮捕，解往国防部保密局。同年4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9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证明其为中共正式党员。1950年追认为革命烈士，遗体葬于虹桥公墓，后移葬于上海烈士陵园。

至此方知当年军统第二分队队长陈默是中共地下党员。此小传所云为诸词典所无，得此令陈烈士事迹大白，诚为快事。唯当中有“上海沦陷后，任国民党别动队大队长，曾率部属处决上海伪市长傅筱庵”，此数语似应商榷。大概开国之初，诸事草创，匆匆要为烈士作追认，事属难能。而作调查的人，大抵是听了当时“军统”的“锄奸”宣传而受误导，于是有“率部属处决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的说法。这颇似近时国内的抗战神剧一样不可思议了。

至于当年的“冒功”、“冒领”，这些事只能是集体作弊。陈默是队长，不能辞咎。但也不能全都归咎于他。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要是不依“潜规则”，处处立异，把队员的衣食断了，那日后的重要工作就难以展开了。但陈恭澍提到陈默时是这样说：

“第二大队”有一个分队长名陈默，我在职的时候因为他工作表现好，所以记得他的名字，可是并不认识。后来我有难逃到浦东，恰巧投奔到由他指挥的游击总队。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很出过一阵风头，可惜好景不长，为了一桩很不值得的事，只落得厄运当头，以身殉法。他如果不是刚巧陷于一阵整肃旋风里，当不致死。

朱升源呈文（三）

引用资料说明

朱升源的生平和“杀傅案”的梗概说过了，虽然是斧影帷灯的不大分明，但限于文献之不足征，该说的都说了。但资料的引用，似乎有向读者交待的必要。

陈恭澍的回忆录《上海敌后抗日行动》，1984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内地有2010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简体版，易名为《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贰）》）。陈是当时军统上海区的主持人。陈氏之文基本据实作录，虽然他自诩：其办理傅案是“层次分明，虽然有些遗漏了的细节，但却一无矛盾”，但究其实不只是层次有不清，而且段落结构也有失去连接之处。陈文只着重于上海，对于朱某到重庆后的事就阙如。

郭旭的回忆《汉奸傅筱庵之死》见载于《上海文史资料文库》。郭旭当时为军统局会计室的副主任，故朱升源在重庆时得以多次和郭相见并谈及案情。后郭氏洊升至国防部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郭文只详朱在渝的情况，在沪之事只属耳闻，往往不实，甚而把违反常识的事都掺进去。如说到朱升源曾屡劝傅筱庵勿当汉奸等语。稍具常识都知为不可能。试想，十岁开始当童工，而没受过教育的杂役朱某，不受责骂已经难得，竟能出言屡劝比他大二十多岁的主子不要再当汉奸？这长袖善舞且又新为上海市长的傅筱庵，无论知识、智慧、经历、地位、年纪都和朱某悬殊，能有相劝的资格吗？这是比国内的抗日电影还要“神”的情节。哪怕是出自朱某口述，但郭氏执笔，还是应加过滤的。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作者沈醉，时任军统第八处处长。文中透露出军统做假样板的目的和手法，其中两句重要的话是：“除了经常搞一点破坏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工作外，还经常在上海等地刺杀过一些像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等汉奸的活动，也同样列为中美所的成绩。”是军统冒功的证明。

《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作者邓葆光亦是军统高层。是他在文中透露：“还依照当年上海区暗杀汉奸维持会长傅筱庵的经过，编成话剧，登台表演，宣传特务机关暗杀技术的‘机智’。”

《上海市地方志》，载有陈默小传。此传虽然有商榷处，但大醇小疵，它昭示的一些事实，为诸书所无。

万墨林著《沪上往事》，1973年6月由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2013年台湾秀威版易名为《谍战上海滩》）。万是杜月笙的表弟和侄女婿，又是抗战间杜驻沪代表兼大管家。从事沪上抗日地下工作。万虽不通文墨，但记忆力极强，所记“刺傅案”翔实可靠。

陈存仁著《抗战时代生活史》，是唯一揭露朱某“个人的感情”的记录。陈是当年上海名中医，惯为上层人家“外诊”，见闻甚多，且往往是传媒所不敢公开者。

“朱升源呈词”，这是朱升源唯一的本人记录。且具见其本人照片及政府各部门的批语。对研究“刺傅案”是必不可少的资料。以此更可更正许多不尽真实的讹传。

“刺傅案”令朱升源不求名而得名，但也“不言禄，而禄亦弗及”。他“五步流血”，接下来数千里的逃亡，而关山险阻，牢狱随之，正合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这句老话。最后到了重庆，景况也很差。“刺傅”如果算是功劳，但功劳早已被“上海第二分队”的人冒领，赏格自然是取消了。这事情当是小酒店的杜某介绍他到了重庆找他的乡亲，经由这乡亲为之查证了告诉他的。他靠卖香烟为生，结果让杜月笙的司机认出，导致杜月笙带他见戴笠，但慰诲有余，而实惠不足。他憋不住，要向当局呈词，这呈词就成了他留给世上的唯一证物。英雄失路，就是这样子的。人说秦琼卖马、杨志卖刀，但朱升源连刀、马也没有了，最后消失在人海……朱升源的故事到底是出于公义抑或私愤？郭旭的话、军统的宣传、朱升源的自白，都是出于公义。但公义和私愤并不矛盾，是可以兼容，也可以合一的。我看朱升源的故事就有很大的“个人感情”的成分。但“公义”说之铺天盖地，他也乐于屏隐了自己的感情，不想当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人而已。要是他日有人能把这故事拍成电影或电视剧集，也该会很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