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萨道义作为英国外交使团翻译来到日本。直到1869年归国，他经历了开放通商、尊王攘夷、下关之战到内战爆发、天皇亲政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在《明治维新亲历记》中，他以日常所见，刻画日本幕末各阶层在大变革中寻找出路的艰难历程。本文选自该书，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在这一片段中，萨道义生动描写了普通外国人与日本平民的互动：一方面，外国人认为日本人几乎就是骗子的代名词，而另一方面，远离故乡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在面对充满诱惑的东方情调时，也不免突破原先的道德束缚，使外国人社区成为“欧洲的垃圾堆”。
那时，日本按1858年与各国签订的条约（1858年江户幕府先后与美、荷、俄、英、法分别签署的《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已历三个年头。在港口城市长崎和横滨，聚集着大批贸易商人。但同在开放之列的箱馆（今函馆市），对商人们的吸引力却不像现在那么大。它远离日本的政治中心，也缺少其他开港城市那种骚动不安的热闹气氛。
大部分西日本地区的贵族领主都在长崎拥有固定的贸易商，以便销售领地内佃户们缴纳的大米和其他农产品。为购买武器、火药和汽船，贵族的家臣们频繁地与外国商人来往，长崎城里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友好的气氛。美国传教士们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友好关系，他们向贵族的年轻子弟教授英语，并给他们灌输一些未来对日本发挥了重要影响的自由思想。然而在横滨，与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净是些既没钱又不懂贸易的投机分子。对于这些家伙来说，随便撕毁合同、搞些商业欺诈简直是家常便饭。外国商人们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向当地人购买稻草，对方收了大笔订金后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货；他们受对方的委托进口货品，可只要货品的价格稍有波动，主顾们便马上拒绝如约收货，生怕自己遭受一丁点儿损失。生丝里往往掺进了沙子，或故意用压分量的粗纸绳捆扎货物，外国商人们不得不将其拆开，一股一股地仔细检查完毕后才敢付款。购买茶叶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当地人未必会按照样品的标准交货。偶尔也会传来日本商人上当受骗的消息，但大体来说，在这种“比比谁更坏”的游戏中，通常的赢家总以日本人居多。对外国商人来说，“日本人”就等同于“骗子”，横滨城里也因此不可能指望会有丝毫的友好气氛。
海关官员们是腐败之王。他们索要大笔贿赂，帮助外国商人们逃避进口关税。最大宗的贿赂是在葡萄酒、啤酒、烈性酒及日用品进口方面，受贿的官员将其按“私人用品”的名义放行，进口商从而可以免交关税。海关官员的职位十分庞杂：包括两位“奉行”，即关长；两位“组头”，即副关长；两位负责监察所有职员行为的“目付”；若干被称为“调查役”的主管人员；名为“定役”的高级职员。此外，还有一大群身着黑衣或绿衣的文书、译员、进港检查员和警察等。
口头和书面的往来交流通常使用荷兰语，因为当地几乎没有日本人学过英语，而能说日本话的外国人更是屈指可数。但人人似乎多少都懂得一些对方的语言。商人们之间还流传着一种自造的俚语。凭着马来语的“peggi”（不行）、“sarampan”（有破损）就能有效开展交易，倘若再懂得些日语的“Anata”（你）和“Arimasu”（有货）之类，则似乎人人都觉得足以应付最复杂的买卖。这种新语言的明显特征是：省略了日语里那些用以表明对话双方社会地位的多样的词汇和复杂而精妙的动词变化，因此只流传于商人们之间。欧洲人使用这种“日语”，只能令日本人愈发加深他们对“夷狄”们的轻蔑之情。而“夷狄”，即野蛮人，恰是日本人对外国人一贯印象。
按通商条约的规定，神奈川成为最初允许欧洲人定居的地方。不过，由于恰位于东海道——即连接江户和京都两大城市的交通要道附近，当局一直担心各地领主的武装家臣会与外国定居者发生冲突。遗憾的是，冲突的确时常发生。大君的政府努力试图化解这一难题，他们在神奈川以南、仅隔一个浅海湾的横滨的渔村里建起了海关和几排木造的平房，希望将外国人逐渐迁至横滨。相比于日本官员和欧洲商人们的实际方便，各国外交代表更关心日本是否能严守条约的规定，有人因此强烈反对向横滨迁移的计划。然而商人们却很满意：横滨离货船的停泊地更近，人身安全也更有保障。于是横滨的“通商港”地位便渐渐得到了各方的承认。从那以后很长时间以来，也许直到现在，各国代表们明明居住在人口已接近十万的神奈川对岸的横滨，却总要在发送公文时将落款写成“寄自神奈川”。也正是从那时起，欧洲发来的货物每每在两地之间发生纠纷，原本要发到神奈川的货物常常被送到横滨，反之亦然。商人们之间常常会因为运费的差额吵闹不休。
横滨，日本五大通商口岸之一
为安全起见，外国人聚居区周围开掘了一圈运河（护城河），并在河面上架起了桥。出于“一举两得”的考虑，桥上配置了多处哨卡，由人数众多的士兵把守，严格检查进入聚居区的所有人。如此，不仅能防止危险分子混入聚居区，还可以对从外部进入聚居区内的某些商品征收税金。起初，聚居区对所有的外国申请者开放，申请入住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块地皮。然而，不少各国领事馆的雇员开始考虑从中牟利。他们将白得的地皮高价卖给那些新来的人获得暴利。后来，当聚居区再次扩大时，便规定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必须为获得聚居区内的土地支付足够的代价。再后来，聚居区又发行了地契，规定土地只能发放给地契的持有人，或者他的继承人、管理人、遗产执行人、指定受让人等。就这样，一种介于动产和不动产之间的，对英国人来说相当新奇的财产形式便诞生了。聚居区中的街道设计完全不曾考虑一般人的出行便利，更缺乏长远规划。那时在日本马车尚不多见，因此道路只留出了足够手推货车通过的宽度。这一缺乏远见的决定，让横滨这座未来日本最重要的商业中心长期面临交通拥挤的烦恼。凡对50年前的伦敦商业中心区或在首都不断更迭的意大利公国时代陆续成为首都的那些城市有所了解的读者，大抵都能想象出横滨街头将来的情形。在建筑物方面，外国居民们起初对那些木头搭建的平房已感到心满意足，但从1862年下半年开始，聚居区内渐次出现了两层的建筑物——虽然其数量只有屈指可数的五六栋。
定居点背后是一大片新近填埋出来的沼泽地。除了建起的一个赛马场，大部分都还空着。穿过它后面那片泥泞的泥地，便可望见“吉原”（即妓院）那粗陋的房子。某位显赫的公爵在议会中将其委婉地称为“年轻女子教习所”。而某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社区主教还曾特地前去拜访，并给那里的老鸨递上自己的名片，让聚居区里的年轻人和无良之辈笑破了肚皮——那时聚居区里的外国居民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横滨的娼馆
那时，聚居区内已建起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聚居区外侧还特地辟出了外国人的墓园。墓园中长眠着的只有几名死于日本武士（即佩带双刀的阶层）那残暴的、被误导的爱国心的俄国军官和两位荷兰船长。欧洲和美国的居民大多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在这个阳光灿烂、风土优美的国度，还没有人因为疾病而丢了性命。
说来也许有些刻薄，某位英国外交官形容当时横滨的外国人社区为“欧洲的垃圾堆”。脱离了故乡那些唠唠叨叨的道德约束，又突然面对充满诱惑的东方情调，也难怪人们不能像神学院的学生那样严格地保持道德情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其他地方的同一阶层的人更为品行恶劣。只是，在一个人人行为都半公开化、疏于藏藏躲躲的小天地里，在别处无须特别指责的小恶习在那些尚未受到诱惑的人眼中便显得格外刺目。此外，人人都需要赚钱维持生计，尽量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有不少人是两手空空地来到异国，在他们眼中，道德之类的事情远远不及赚钱来得重要。不久，又出现了贸易中使用的“洋银”无法兑换成本地货币的难题。外国商人们纷纷向日本财政当局提出了一系列他们无法满足的要求。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问题暂时得到缓解。商人们可在公开市场自由买入当地货币“一分银”（当时日本所用的银质硬币）。同时，外国官方人员则可按自己的薪俸额度——有时还可更多——兑换与“鹰洋”等重的“一分银”银币。
这一措施给所有正派人留下了极为丑恶的印象。反对者们称，这无疑是在向各国公使、领事、水手、士兵们提供贿赂，诱使他们对日本方面违反条约的行为听之任之，而将本国非官方人员的利益置之度外。这些指责无疑都是偏见。指责者们混淆了货币本身的性质和功能。事实上，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个人的利益关系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致。按照条约规定，100美元可兑换311个“一分银”。然而根据1862年9月的市场行情，市面上的汇率是100美元兑换214个“一分银”。各国公使馆、领事馆每月可将与雇员工资总额加若干行政费用总额等额的“洋银”兑换成日本货币，其中每兑换100美元将被扣除13个“一分银”作为铸造货币的成本。假使某位外交人员的月薪100美元，按官方汇率，他可以兑换到298个“一分银”。倘若他再按市场汇率将这298个“一分银”换回美元的话，则实际可换得139.25美元，获利竟接近四成。而一位公使的年俸大约是3000美元，可想而知，他的获利将更为惊人。不仅如此，各国外交机构所获得的可兑换配额与实际支出之间都存在差额，他们将这部分差额按上述方法兑换后套利，将本应归入公账的“额外利润”按薪俸比例发放给馆员们。因此，各外交人员或领事馆的馆员们虽然表面上收入菲薄，实际上却过着优渥有加的生活，家家都养起了矮种马，日日痛饮香槟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入流通的“一分银”银币数量不断增加，官方汇率与市场行情之间的落差也逐渐缩小。先前所规定的兑换政策也逐步废除。而至于金钱为什么会大把大把地飞入外交官们的钱包，自有经济学者去加以解释。就我个人而言，回首那段时光，实在难说是问心无愧。虽然在历史的法庭上可能毫无意义，但我唯一可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那时的我，不过是官僚机构阶梯底下的无名小辈。我所做的，只是将大人物们分给我的东西放进钱包里罢了。
横滨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繁荣的贸易港口
在这里，我还要再赘述一些当时横滨社会的情形。在外国人聚居区里，鲜有女士们的身影。日本距离欧洲万里之遥，且尚未开通定期的轮船航班。在这里，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时常受到那些身带长短刀的武士的威胁，时刻都有可能遭遇危险。中国的两家大商行——怡和洋行和宝顺行自然都在横滨开办了分号，后者在我来到日本的一两年后便宣布关门大吉。此外，上海的大商号——弗莱彻公司和巴奈特公司也在横滨开了分号，但如今它们早已退出日本市场，为人遗忘已久。其余的商行大多都是日本商行，还有少数外国洋行，如英国的一流商行埃斯皮纳尔·康纳斯公司麦克佛逊公司、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商号沃什·豪尔公司等。其他德法荷各国的洋行，则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这里，金钱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至少表面上如此。每个外国人都养着一两匹矮种马，狂欢宴会无休无止，席间香槟处处飞溅。每到春季和秋季，还会举办赛马会，有时竟可看到各家以纯种赛马来进行比赛。最时髦的周日旅行是沿着东海道策马飞奔到川崎，享受午餐后踏上归途，在傍晚时分安然返回。有些人还会远行到金泽、镰仓、江之岛等地游览。不过，那些竟敢越过条约规定的开放边界，深入到八王子、箱根等地的家伙，通常被人们视为不知死活的冒险家。
日本当局规定，唯有外国机构代表才能享有在离开横滨25英里以外的地区旅行的特权。即使获得公使的允许，不装扮成公使馆馆员也难以前往江户。因为种种原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的人对此极为不满，有人公然质疑，无论与公使私交如何，作为“国家公仆”，邀请自己的同胞去一趟江户，并为他们提供食宿，难道不是公使应尽的义务吗？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存在着类似的现实。虽然被称为“国家公仆”，但公使眼下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横滨的人们。既然公使没能满足自己的雇主——即横滨的英国居民——的愿望，人们自然有权在背地里发发牢骚。
那句“欧洲的垃圾堆”在聚居区里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由英国商人组成的横滨俱乐部始终拒绝英国使领馆馆员加入他们的俱乐部。这种厌恶之情一直持续到1865年大不列颠王国的外交使节全部更换后方才得以平复。聚居区里的英国居民与作为这个小社会首脑的使领馆之间产生对立情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居民们大多是些无知的年轻人。囿于本人的教养和经历，他们对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十分敏感，很容易觉得受到了冒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这种易怒好斗的倾向尤其强烈，只能待他们岁数渐长、积累了一定的修养和阅历后才能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