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比张作霖小十岁，比张学良大十六岁，受张作霖的信任和重用，是奉军核心人物。1924年11月17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邀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在天津日租界下野皖系首领段祺瑞家中会谈，决定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史称“天津会议”。图为天津会议时的合影。左起：梁鸿志、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杨宇霆、张树元，站立者吴光新。
知识分子眼中“高明”的杨宇霆
在《蒋廷黻回忆录》中，记载了他1920年代参与的一次东北研究旅行。在这次旅行中，蒋廷黻拜访了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之一的杨宇霆，而杨向蒋透露了他对于东北问题与中日关系的一些基本立场。
杨宇霆认为，东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开冲突，他不欲阻止日本扩大其经济利益，他让日本从其创办企业中获得好处，而目的是要比日本进步快。日本迈一步，他一定要迈两步，中国内地移民到东北的人数每年约一百万，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人一天天的多起来，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在东北办教育，创立中国学校。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发展农业，日本将高兴我们发展农业。在许多方面中日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你们关内的同胞没有力量予我们军事援助，也不必促使我们和日本公开冲突”。蒋廷黻以为杨宇霆这番话“是对的，是高明的”。
可与蒋廷黻这段回顾相对照的是胡适在1934年日记中所写下的：“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58页，杨氏与中国一流知识分子的交情似乎很不错，章太炎也曾在1926年说过他对杨的一份复函“甚为满意”，孙中山则在1923年致杨氏函中说杨“名言谠论，度越前伦”，“东省自得执事与诸贤助理，军民两政日臻盛轨”。）
杨宇霆
命丧张学良之手，是因为勾结日本？
杨宇霆对蒋廷黻这番谈话后不久即命丧张学良之手（据维基百科，事发前杨宇霆曾请神扶乩，得到死亡的预言，却因无法解读而最终遇害；此外，我们需知，就算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虽然战争几乎天天发生，但是军阀谋杀另一军阀的情况只有少数几例”，参阅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译本，158页），奉系新派的一代人物，转瞬成为枯骨。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中曾记载：“奉系将领本分新旧两派，旧派主张巩固原有地盘，不必急图发展，新派主向外扩张势力，不宜困守一隅，而张作霖本人则赞成后者”，“旧派以张作相为首，及奉直第一次战争奉系战败，渐失势，由新派起而代之，新派外拥杨宇霆为首，内则又分士官派与大学派，杨宇霆等属于前者，郭松龄等属于后者，前者为张作霖所器重，郭松龄则独为张学良所赏识”，郭松龄后来反叛，事虽败但张作霖未迁怒张学良，埋下张学良日后杀杨宇霆的伏笔，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回忆中说：“我跟杨宇霆弄得不大合的原因，就是因为郭松龄”，“杨宇霆是死在郭松龄的手里头，是死在郭松龄的关系上”（但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是，郭松龄的行动在当时其实激怒了奉系广大军官，其叛乱亦缺乏支持，并非杨宇霆一人之力而陷郭于绝境）。
张学良杀杨宇霆，固有杨对张态度傲慢之远因，更多则当属派系间的党同伐异，是以国民党陈布雷在闻知此事后第一时间即认为：“大抵当以人事关系与东省局部政权递嬗之结果交互而成”（《陈布雷集》，168页）。当年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后，吴佩孚率残部撤退到河南，张学良欲攻打河南，解决吴佩孚，杨宇霆则以为应当联合吴氏，后来张作霖从其子之见，以沉重之代价最终击破吴佩孚，就此彻底瓦解直系（参阅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43页），此事则系郭案之后杨、张矛盾进一步发展。
《辞海》（2002年版）的解释是“杨宇霆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篡夺东北军政大权，被张学良枪毙”，现在看来不够准确，杨宇霆作为奉系新派中的士官派（“士官”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何应钦、蒋百里、阎锡山、徐树铮，李根源、姜登选等都曾在此就学），也是奉军阵容的主要缔造者（参阅Ronald Suleski: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2, p12），当属深度知日（尤其是军政实务方面）无疑，而且比起屡向日本示出不合作态度的张作霖来，杨氏更得日本人的支持（参阅陈三井：《舵手与菁英》，130页）。
杨宇霆是真勾结日本，还是合理的对日策略？
但是，说他投日，则尚欠缺理据，尤其是当时洞明局势者皆认为张学良“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参阅邢和明：《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09页），此时论观察可为一大佐证。陈布雷在得到杨氏死讯后，大感“突兀”，并说杨宇霆“绝非亲日者流”，“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本为国家干城之材，终为军阀制度之殉”。据来新夏等所著《北洋军阀史》（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其时日本方面也认为“年轻的张学良较之具有强烈排日思想的张作相，杨宇霆等人更容易摆布”。一些历史亲历者日后撰述回忆文字时，甚至有人认为日本在张杨关系上顺势施展了离间之毒计。
克劳塞维茨在其旷代名著《战争论》中写道：“假若存在均势，一方有积极的目的，即较强的动机，但掌握的力量却较小，这样，双方动机与力量的乘积是相等的，如果预料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就必然会媾和”，故而“结果仍然是等待较有利时机的出现”。从克劳塞维茨的判断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杨宇霆的对日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确乎有其合理性。《孙子兵法•谋攻》也说过类似的话：“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虽然说的是战地用兵之术，其基本逻辑亦同。
日本在1920年代初虽十分不满华盛顿会议等国际协商框架对于日本的制约，但仍觉得“日本不能挑战那些刚在一战中获胜的西方大国”，故整个1920年代总体而言“没有做什么来改变现状”，相对尚属平和（虽有1928年之济南惨案，但那时“大正民主”已经终了，日本正加速故态复萌中），但到了30年代初则气势汹汹地回到了侵略的道路上（参阅[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196-197页）。
日本学者依田憙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31年期间，满洲成为日本实现总体战体制的前提的资源供应地，这一趋势加剧了日本与一向由满洲提供资源的英美之间的对立，使日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所谓“满洲问题”的严重性（参阅氏著《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雷慧英译，174页）。在此种形势下，英美对于日本在东北的扩张不能充分抑制，甚至于在全中国范围而言也类似如此。如，日本投资1920年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23.1%，到1930年已占40.8%，居第一位，十年之间势头惊人（相关数据参见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41页）。后来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的处理态度便是明证（按，在国联相关会议中，英国代表的发言里还曾屡次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因此更能见杨宇霆政治主张中的现实主义考量。虽日本之野心昭然若揭，要想折冲樽俎，化险为夷，一味空唱高调实在是无济于事的。
据《张学良年谱》，张杀杨后，还致函杨宇霆夫人，一方面表白自己与杨之间“相交之厚，如同手足”，另一方面又申明“为国家计，不能顾及私情，才采取此断然处置”。张学良的“不顾私情”，是否真的这么冠冕堂皇？张学良本人又是否已经具备一套可与杨相埒的战略方针？
还是刘以芬说的好：“夫以奉军席全盛之势，徒因内部派别之争，至于坠精锐、戕人才而不惜，及宇霆之死，而其势亦已疲矣。呜呼！此团结之所以可贵也。”（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有美名的东北易帜事件一定程度上就是张、杨联手促成的，参阅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243页；陈布雷也说过：“奉方输诚国民革命之经过，杨宇霆非完全不与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