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上海，寒风凛冽，一片萧瑟。
海上，缓缓驶入了一艘轮船。
一个年轻身影，
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快步从船上走了下来。
他连连打着寒颤，加上连日赶路的疲劳，
一下船就直接钻进了码头附近的旅馆。
而这位年轻人，
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陈独秀。
陈独秀
1840年鸦片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庚子事变，
这一系列事件让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这张时局图绘制的就是当时的中国被列强共同宰割，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局面。
虽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爆发，
让中国踏上了追求独立和民主共和的道路，
但这场资产阶级的革命，
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不完全贴合，
百姓生活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不久后，革命果实惨遭袁世凯窃取，
军阀割据，社会动荡。
一时间形成的新思想止步原地。
确认过眼神，是志同道合的人
“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一批在海外求学的中国知识分子，
走在了探索的前列，
而这当中，就有李大钊。
1913年冬，
李大钊怀着寻路报国的热情来到日本，
希望通过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
来探索中国自己的救亡图存之路。
和李大钊同样陷入深思的还有一个人，
就是陈独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来到上海，
他清楚地认识到：
要救中国，必须进行思想革命。
他创办了《青年杂志》，
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作为当时的“先锋”杂志，
不仅鼓舞了众多有理想抱负的年轻人，
中老年、文人、商人也都喜欢看。
因为说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
说来也巧，
陈独秀与李大钊有共同的好友，
但这二人之前却互不相识。
有一天，李大钊看到了一篇文章，
正是陈独秀写的《爱国心与自觉心》。
文章一发表，
很多声音
把他批判得一无是处。
李大钊看到这个情况以后，
也写了一篇文章《厌世心与自觉心》。
文章毫无保留的批评和认同感动了陈独秀。
于是，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
就有了志同道合的初次相见。
北大校长蔡元培：
陈同学，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1916年11月的一天清早，
在离北京天安门不远处有一家中西旅馆，
一位年近半百有着绅士风度的人物，
前来探望这里64号房间的客人。
只听店里的伙计说：“客人还没有起床呢”。
于是，这位来客就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
“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
你给我一张凳子，
我坐在门口等他就行了”。
这位64号房间的客人，正是陈独秀。
为了给《新青年》杂志筹集资金，
他专程来到北京。
而耐心等待陈独秀的人，
正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
蔡元培对陈独秀说，
“北大有许多人才，杂志社搬到北京后，
《新青年》会有更多人才加入其中，
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力。”
就这样，
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社搬到了北京，
并且还邀请到了
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
等名家加入了编辑部，
共同发表了大量作品，
将新文化思想推向了中华大地。
毛泽东，一个受到启发的青年
在当时，进步青年们都渴望着在《新青年》中，
寻找到一些救国治学的新思想。
在湖南的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陈独秀以独到的政治理论见解、
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犀利的文笔
成为了毛泽东的“偶像”。
毛泽东曾感慨道：
“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
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京，进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经过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
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李先生”。
北京大学红楼
这位“李先生”，正是李大钊。
当时，毛泽东的路费都是向朋友筹借的，
他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来补贴开销，
于是李大钊帮助毛泽东，
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图书管理员的职位，
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
也正是这个契机，
创造了毛泽东和李大钊经常见面，
一起共事的机缘。
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的时候，
怀着深厚的感情说：
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确实，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期间，
正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
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给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展示出一条新出路。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不懈实践，
都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
国内进步青年还在寻求新出路，
而在遥远的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
被几大强国操纵，
拒绝了
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
提出的正义要求，
会议还决定
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巴黎和会会场
这个消息，激发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三千余人
齐聚天安门前示威，
他们提出
“争取主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新文化运动将迎来怎样的一场思想大解放？
十月革命，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震动？
作为第一把开锁钥匙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翻译，
又历经怎样的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