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还未作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决定之前，确实处被动地位，只能在国共双方层面交涉，而蒋介石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立意，声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并慷慨陈词，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共复蒋介石第二电也只是“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共也不利。对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大公报》社论的评价是“蔼然诚坦，溢于言表。蒋主席这几句话，言简意诚，不须我们多作解释。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纽约时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一文，也称中国共产党不愿参加合作。国民政府发言人张群甚至直指中国共产党为“国民之公敌”。

面对国民党的舆论压力，《新华日报》8月24日发表署名“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中说民主改革等问题不解决，“一切谈判都将是空的，毛先生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政府当局是否肯实行民主，不决定于毛先生，如果政府当局肯真正实行民主，（注意，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假民主！）那么，即使毛先生不出来，问题也一样可以解决”。文章批评强调毛泽东一定要亲赴重庆“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并以政治犯遭关押，政党无合法地位和特务横行暗示毛泽东赴重庆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