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玉衡与长子关松军夫妻及长孙。
倒打一耙
1931年8月的沈阳城，中村震太郎失踪之事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也趁机到处寻衅滋事。在没有找到中村等人尸体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东北经办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等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视听、造谣中伤的消息，诸如“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所杀”，“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之类。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声明对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行只字不提，反而倒打一耙，故意歪曲事实，言之凿凿地声称“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的军队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分别指使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一再向东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尽管东北当局多次驳斥，兴安屯垦区自成立开始就谢绝一切外国人入内，但林久治郎依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要求中国方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罚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而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是紧紧抓住中村事件这一“天赐良机”，渲染事件、煽动民众、鼓吹战争的闹剧此起彼伏。
据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8月18日的报道，就在8月17日日本公开所谓“中村大尉遇害”消息当天，中村震太郎的岳父、预备役少将羽入三郎便搂着中村的孩子，对记者发表了一番“痛彻心扉”的谈话，“为国捐躯是军人的生平夙愿，遗憾的是并非战死疆场，尤其是想到被中国兵折磨杀死，想到当时瞬间所受的痛苦……一见到对那些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的这个孩子，一边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一边扳着手指计算日子盼望着的样子，就感到十分可怜。”末了还不忘对媒体呼吁，希望能给中村“报仇”。
以中村事件为借口，东京等地的军官为中村震太郎举行了远超过正常规模的葬礼。不久，日本又将中村事件改编成电影，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在影片中竟然完全被塑造成“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在种种鼓吹和煽动下，日本军人纷纷走上街头、学校、工厂、村镇，采取各种宣传形式鼓吹扩军备战，叫嚷要为中村“报仇”，“武力征服满蒙”，“保卫帝国的荣誉和生命线”。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驻扎在八日市的日本空军，利用飞机在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城市的上空投放传单。传单图文并茂，标题是《醒来吧！同胞！重视我们的国防！》，图上却赫然画有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图，地图上还公然画了一面日本国旗，旗上写道：“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9月4日，日本陆军省公开宣布：“如不迅速解决‘中村大尉遇害事件’，则采取第二第三种手段，根据近10天的发展，陆军也可能单独采取某种强行手段。”9月8日，就连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威胁中国政府，称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以诚意从事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报复行动”。力主武力解决的陆相南次郎甚至表示，“已抱最后决心”，“已有最后准备”，俨然已经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东京《日日新闻》关于中村事件的报道。
折冲外交
就在日本方面大肆炒作舆论时，关玉衡此前托人转呈给张学良的快邮，终于收到了回复，张学良在电报中指示：“妥善灭迹，做好保密。”有了这封电报，面对日本方面的来势汹汹，关玉衡沉着冷静，毫不慌张，一方面请还在北平的张学良退还中村间谍的证据，以便日后更好地与日方交涉；一方面寻找机会，向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在北平养病期间，由荣臻代理东北军副司令长官职务）报告中村事件的内情。
9月10日，东北军炮兵重炮旅旅长王致中来到了屯垦三团关玉衡处，他是受荣臻的委托，以私人名义和关玉衡商议中村事件的应对之策。
当时，荣臻尚未见到中村间谍的证据，又听到兴安区部队可能哗变的流言，生怕屯垦三团在日方的重压下无以应对，部队果真哗变。因此，王致中进门头一句话就是：“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紧接着，他又转达了荣臻的主意，能拿出证据，可以进行折冲外交，如果拿不出证据，就送关玉衡取道满洲里前去苏联。
闻听此言，一直担心丈夫安危的关玉衡妻子插了一句：“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但关玉衡却不愿采取“上策”，他坚定地说：“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阳，如果（日本）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后，关玉衡的许多老友也劝他出国避避风头，但他始终只有一句话：“日本间谍到我防地侦察破坏，我处死他们没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了死的准备！”
这时的关玉衡还没有意识到，日军不仅仅是蛮不讲理，而是蓄谋已久，不管他是否出面对质，不管证据是否有力，对方迟早都会挑起战争。
他也不知道，自己决定去沈阳对质的同时，铁了心借机挑衅的日本却在外交上步步紧逼，林久治郎一天之内竟然三次向荣臻提出“抗议”，要求交出关玉衡为中村震太郎“偿命”。荣臻迫不得已，只好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领一团宪兵，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没过几天，沈阳城里开始流传：关玉衡已被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紧接着，日本新闻记者纷纷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关玉衡的下落，沈阳城里的日本浪人也不安生，一次次地跑到某监狱去闹事，扬言要亲自惩戒关玉衡，为中村“报仇”。
这些日本人根本没想到，此时的关玉衡正悄悄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家里。原来，陈兴亚一行大张旗鼓的“拿办”，只是做给日本人看的，他们尚未抵达屯垦三团时，王致中已经带着关玉衡到了沈阳。抵达沈阳的当晚是9月16日，荣臻、关玉衡、王致中等人同坐一席，关玉衡将中村事件的前因后果面对面详细汇报给荣臻，也是在当晚，荣臻亲眼见到了张学良从北平派人送回的中村间谍活动的铁证。为防止关玉衡被日本人暗杀，晚饭后，荣臻安排关玉衡住进了李香甫的私宅，李宅前面是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相对安全一些。
第二天，荣臻奉张学良之命答复林久治郎：经调查中村案，现已将兴安区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之处理。随后，手握中村间谍活动证据的荣臻，正式开始与林久治郎进行中日谈判。
直到此时，包括张学良、荣臻等人在内的东北当局，还幻想能够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然而，他们万万没料到，就在谈判过程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九一八”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