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村谍案

1931年6月25日，中国东北的军事禁区里，一个身穿棉服、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人，以及他的三个同伴，被东北边防军屯垦三团扣留了。日本人举止怪异，态度傲慢，更可疑的是，他自称是来自东京的农业专家，身上却带着军用地图和枪支。

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的军事间谍、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

日本间谍潜入中国，为其侵华野心刺探情报，此时至少已有四十多年之久。中村事件，更是与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起点直接相关。就在中村震太郎被中国军队逮捕并处决不到三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案，被蓄谋侵华已久的日本歪曲为“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右）。

中村事件发生地察尔森镇。

“农业专家”

从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顺着洮儿河的方向，沿县道向西北行进30余公里，有一座安静的边陲小镇——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小镇属于浅山丘陵地带，时至今日，总面积80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全部人口也不过2万人左右。对于非本地人来说，如果不特意察看地图，恐怕连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处何方都不甚明了，更别提察尔森镇。

然而，这样一个人烟稀少、位置偏僻的地方，竟然在1931年，就已进入了日本人刺探情报的视野范围。

当时，察尔森隶属于兴安屯垦区，是东北边防军屯垦军第三团驻地。所谓“屯垦军”，是张学良于1928年将炮兵缩编后改编而成的，其任务是“屯垦殖边”，同时“抵制外人的侵略”。但是，谁也没想到，这片住民以蒙古族牧民为主的边陲之地，竟然真的来了“外人”。

1931年6月25日清晨，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正率领士兵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突然，平时少有人来往的团部西侧大路上，出现了四个骑马的陌生人，四人由北向南疾驰，马上还驮着不少行李。仔细一看，为首的人头戴皮帽，帽子上套着一副风镜，身穿棉裤、棉袄，外面还罩一件俄式皮夹克。6月底的察尔森，天气已经转暖，到了穿夹衣的季节，可眼前这几人怎么还都是一身厚厚的棉服？

陆鸿勋不由生疑，令士兵将四人追回到操场问话。这一问，疑惑更大了，说汉语，对方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然无人应答。陆鸿勋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于是报告给了时任屯垦三团少校团附（副团长）董平舆（后改名为董昆吾）。

董平舆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本人于192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奉天交涉署秘书，1925年又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因此，他能说得一口相当流利的日语。接到陆鸿勋的报告时，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正好因公外出，董平舆代理团长职务。

他亲自用日语询问四个陌生人，果然，为首的那人开口了。他自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出的农业专家，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前方道路不安，据说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就此折回，返回洮南。其余三人分别是一名日本人助手，一名喂马的俄国人和一名带路的蒙古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为首的日本人还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

中村震太郎真的是调查土质的农业专家吗？董平舆疑虑重重。

不怪董平舆多疑，毕竟，1929年就被披露的日本机密文件《田中奏折》中，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村所说的索伦山至洮南一带，位于大兴安岭南北分界线处，地势险要，正是“满蒙”的心腹地带。

况且，早在甲午战争前十几年，日本间谍就开始为他们的野心在中国建立庞大的间谍网。日本著名的间谍组织乐善堂，曾用三年多时间调查写出《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等各个领域，三册共计2000多页，书中对中国的了解之详细，甚至远远超过当时的清廷。1892年在日本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关注。

到了日俄战争时强占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更是变本加厉。1907年设立的满铁调查部（课），发展到“九一八”前后时，足足拥有2000多名骨干分子。东北最大的日本情报组织关东军特务机关，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此外，日本人在东北各地开设的商店、旅馆、妓院、鸦片馆，也有不少是日本间谍的秘密联络点。

据民国著名报人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1928年初至10月初，日本赴我国东北的各种“旅行团”、“考察团”达166个，6180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广泛搜集军事情报，为日军编制兵要地志和制定作战计划。而翻阅《“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一书，仅1929年6月被东北官方发现并载入正式文件的、到中国境内勘测地形获取情报的日本人，就有3起十几人之多。

中村震太郎一行会不会又是乔装打扮的间谍？董平舆不能不警惕。

关玉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