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在防范别国的心理下造出了原子弹，接下来掌握它的就将是政客，对它们的使用就将更加远离海森堡和西拉德曾经遵循的对人类的共同责任。

1949年，苏联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震惊世界。一个新的核大国诞生了，美苏对抗进入了新阶段。

在核对峙的年代，美国政府一名官员曾赴克里姆林宫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亲切的与其进行了交谈，并问道：“您的家乡在哪里？”美国官员说出了一个美国乡村的名字。赫鲁晓夫随即走到一张美国地图面前，准确而迅速地找到了那个地方，然后用笔将其标示出来。他转过头，用一种颇为骄傲的语气说道：“我们用核导弹轰炸美国的时候，我会让我的战略导弹司令下令绕过这个地方。”

这简短的一句话所包含的不仅是政治家的外交手腕，更是核恐怖的巨大威胁，被掺进去的一点点温情脉脉更使其显得阴森恐怖。当核武器与政治相遇，人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1985年，苏联人启动了“周长”系统，它的特点是可以在检测到外界核辐射达到峰值之后自动向敌人发射核弹。它假设了一种情况：苏联掌握核密码箱的三个人全部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仍然可以对敌人还击。此时，人类的命运似乎已经完全被交给了电脑。难怪1993年当“周长”系统被曝光时遭到了美国人的猛烈抨击，美国人将其称为“完全不道德的做法”。

如今，人们考虑的不是如何彻底销毁核武器，而是将核武器交给谁来掌管的问题。交给政客吗？只要他不是希特勒，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毕竟政客有理智，古巴导弹危机和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星球大战”计划的反应显示了这一点。电脑当然不靠谱，否则俄罗斯人也不会在几年后弃用“周长”系统。而共和党为美俄条约所加的条款显示，核武器实际上是掌握在政客与军火商人的联盟手中，一方面他们不愿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用核武器来赚取利润。其依存的基础仍是自核裂变理论诞生之后就存在的相互防范心理。

前苏联阅兵时展示的核导弹 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