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斯大林虽然改变了态度,答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但又讨价还价,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才把条约签了下来。所以,毛泽东一想起来“就有气”,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在新疆还搞了“什么合股公司”,对新疆和东北三省,斯大林是“不想放手的”。
针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他的个人品质,刘少奇明确表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也不能说是斯大林的错误是“个性粗暴造成的”。刘少奇还讲了1949年他去莫斯科的一些情况,他在莫斯科的境遇比毛泽东要好一些。所以,刘少奇说斯大林还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当着刘少奇的面承认不准中国打内战是不对的,甚至还赔礼道歉,坚持要“为中国党干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加上斯大林性格的粗暴,所以,从情感上说,毛泽东对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对他“就不怎么样”。
毛泽东承认,他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只读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胜利冲昏头脑》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至于斯大林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那就更不爱看了。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去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斯大林跟列宁不一样,列宁能把心掏给别人,平等待人。斯大林却“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连他的著作里“都有这种气氛”。有了这种印象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那阵子,他同斯大林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会“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有些地方批评得相当尖锐。甚至连一些历史旧账都被翻了出来,有些事情还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很多年。但是,这并意味着中共将斯大林的功绩一笔勾销了。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最初的谈话中曾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做法,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是难免的,“特别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认为,“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问题,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