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老了，各自奔天涯

彭真在1949年纪念“一二·九”14周年时演讲道：“‘一二·九’的学生们好比一大把种籽，有的是生根结果了，也有一些人开了花没有结果，堕落了或者不知飘流到哪里去了。”

“开了花没有结果”的，自然是指那些中途告别革命的学生。其实他们在其他领域也结出硕果。如著名的“一二·九叛徒”徐高阮，1949年随傅斯年去台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成为胡适得力助手；王永兴师从陈寅恪，后来成为著名隋唐史和敦煌学专家；1935年12月9日打响红楼课钟号召北大学生游行的王德昭，1947年赴台湾任教，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清华中文系王瑶在“一二·九”之后入党，但不久又脱党，转向学术，成为文学史家，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他到北大中文系任教，培养了钱理群、陈平原等学生。

还有一些人，并非彻底告别革命，但始终徘徊于组织之外，最典型如赵俪生。“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曾启发他申请入党。赵俪生考虑了几天，对蒋南翔说，列宁曾批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但在肃反时助他逃往西欧，感叹他是“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赵俪生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那以后蒋南翔就不再去找他了。赵俪生后半生在兰州大学执教，1958年划为右派，在农场劳改险些丧命。“文革”结束后，他培养了秦晖、金雁等著名学者。

更多的“一二·九”骨干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付出年轻的生命。很多学生回忆，“一二·九”的骨干都是高才生，是用功的学生，因为不用功在同学中就没有威信。何炳棣虽与左派学生数次冲突，但他承认政治活跃的同学中确不乏真正干才，比如黄诚，“手笔快，口才好”。黄诚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害。

每个群体的革命之路都是坎坷的，但理想主义的“一二·九”一代尤甚。延安整风运动中，“一二·九”被说成“国民党的红旗政策”，大批从城市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打为“特务”，包括韦君宜的丈夫杨述。1943年审干结束，蒋南翔上书中央，说用搞运动的方式审干和歧视知识分子干部是错误的。结果蒋南翔被发配到东北做宣传工作，直到1985年中央组织部才明确他当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蒋南翔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校长，一心一意提高学校学术实力，为保证生源质量力阻工农兵大学生政策。当年的左翼学运领袖，被称为“老右倾”“老保守”，“文革”中被打倒。“一二·九”时清华女同学带头人孙兰（原名韦毓梅），后来成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文革”初期跳楼自杀。韦君宜在“文革”后知道她的死讯，写道：“我想起‘一二·九’运动，首先就想起了你。你的最后结局显然与当年的豪情壮志完全联系不上。”

1981年，韦君宜在杨述《一二·九漫语》的序言中写道：“什么人也都曾有过自己青春年少的时代，也曾‘常见男生追求女生，又看电影又滑冰’。而同时，它又告诉我们，年轻人如何自然而然地、英勇地走向斗争，抛开家庭，离开学校，舍弃生命……这老一代人究竟为什么这样坚执？这样受了无数的苦仍然踏实于共产党？……因为他们经历过这样的历史。”

一切缘自1935年那个义无反顾的冬天，韦君宜在延安遭遇“抢救”运动后，把最初的美好写在诗中：“那好比一个暖热飞腾的梦（可怜那个糊涂梦）/北方十二月雷霆/给我们/闪一条迸火花的路径/前门大街抢水龙/门头沟去宣传矿工/……忘不了的是年青朋友/忘不了生物馆里的雄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也不是不知道/平安岁月 锦片前程/眼前放着 想拿就行/可是老高（注：高承志）说的好：/‘我们/是自觉的/给我们的阶级挖坟。’/眼睛上能看清/锄头上使狠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