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御史岗位十多年，早已不负言职，如今整日与公文打交道的尹壮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什么突然呈上取消“议罪银”的建议书？原来三年前他父亲去世，丁忧回了云南老家，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去一返万余里，从北到南又从西到东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沿途接触到的人，无不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看到的景象，根本不是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繁荣富庶，而各级政府报上来的钱粮库存，更是十有八九是假的。尹壮图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它不仅助长了官员们的违法乱纪，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而且目前许多地方出现的巨额钱粮亏空，都与“议罪银”制度有关，必须尽快将其废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作为皇帝的近臣，他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向皇帝反映这些耳闻目睹的情况，以便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

很显然，尹壮图这次上疏，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吃饱了撑的无事找事，而是完全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尹壮图想通过此次上疏，博得皇帝的好感和欣赏。如果真有这层意思，那也非常正常。

可是，乾隆却把尹壮图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或说尹壮图的热脸，最终却贴到了乾隆的冷屁股上。

为了免受蒙蔽和欺骗，古代许多皇帝包括当代的一些高层领导，不是都希望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秘书，能将他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向自己报告吗？有的甚至定期或不定期派秘书下基层蹲点调查，搜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可是乾隆究竟怎么了？不仅听不进尹壮图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实话，而且像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对他进行百般刁难和戏弄。这究竟为什么呢？

要说清其中原因，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

二、皇帝只能邀誉不能受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尹壮图所上奏折，《乾隆实录》记载得颇为详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也都有摘录，其中《清史列传》是这样写的：

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加之罢斥，罚银数万两充公，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