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巨大的政治鼓动，成功地让苏军士兵相信，比起德国人，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更加坚定；而只有相信自己是在为更崇高的目的奉献的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当被俘的德军士兵纷纷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时，苏联人反而认为那是软弱的表现。

“仇恨让我变成了野蛮人”

政治宣传的作用固然不可忽略，但赫尔贝克在研究中发现，越是普通的苏联士兵，对“爱国主义”、“崇高理想”等主题相关的言辞提得越少。驱动着他们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拼死抗击一度占优势的德军第六军团的，更多的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仇恨。

德军在苏联土地上烧杀掳掠，点燃了几乎所有受访者的怒火。“看到年轻女人、孩子被吊死在公园的树上，这一幕给我们的冲击太大了。”上校皮奥特·扎耶切夫斯基说。他对一个德军弃守的据点印象深刻——一具战友的尸体横陈在面前，右手的皮肤和指甲被拔光或撕掉，双眼被戳瞎，左太阳穴上有个烙铁造成的伤口，右脸则被易燃液体烧得变了形……

即便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很多苏联人视德国为文化之国，对后者独特新颖的工程技术也相当钦佩。正因如此，接受“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调查的苏军士兵表示，在战场上与德国人遭遇时，对方表现出的残暴让他们深受震动。

一名审问过战俘的军官在记录中强调，德军士兵不断攻击平民，并且“盗窃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竟会毫无愧疚地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侵略者的倒行逆施，为苏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结果，“每个苏联士兵都极度渴望尽可能多地杀掉德国兵”。狙击手阿纳托利·契科夫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描述了他开枪杀死第一个敌人后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感觉糟透了，我竟然杀了一个人……但紧接着，我便想到了受难的同胞，开始无情地向德军开火。我变成了一个野蛮人，我杀他们！我恨他们！”接受访问时，契科夫已射杀了大约40名德国士兵，多数是一枪爆头。

复仇狂热遮蔽了对死亡的恐惧，但这种遮蔽总归是暂时的。电影《兵临城下》主角的原型、“苏联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累计消灭了242个敌人。他在战役结束后的一番话，却流露出不安和动摇：“你会永远记住，记忆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现在我的神经不稳定，还会不停地晃动。”他的一名战友则补充道：“在斯大林格勒待5个月，等于在其他地方待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