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对中国的感情有一个奇特的转变过程,年轻时他曾信奉中日提携、黄种结盟的“亚洲主义”,甚至为辛亥革命搞过“裸捐”,毁家纾难帮着中国革命买枪买弹。然而在接触了辛亥革命后分裂的中国,尤其是被分配到关东军后,石原莞尔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编了一套鼓吹拿下东北的“最终战理论”。

所谓的“最终战理论”,就是东西方之间迟早要有一战。在日本抱有这个想法的人非常多,毕竟日本在近代也是曾被西方人欺负过的民族,肚子里也憋着一口恶气。石原认为,日本国土纵深太小,根本无法进行一场现代战争,解决方法是: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洲(中国东北)。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其实有点灰头土脸,对外扩张受到英美压制不说,国内还又是地震又是经济危机。在此之际,石原这个“最终战理论”让日本舆论一时如打了鸡血一般亢奋,《每日新闻》连发30多篇社论为其捧场。当然对此更为兴奋的是关东军——石原的理论为关东军的闲散愤青们指明了方向,石原在关东军聚集了大批“粉丝”,一下子从“被流放者”变成了连上司都对其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大脑”。

嘴瘾过完,下面该实干了。这时,日本陆军的一项奇葩特质显现出来——表面看上去,日军似乎是一支近代军队,有着严格的军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你打出“爱国”这杆大旗,干什么都行。石原正是抓准了这一点。他和拥趸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策划,是打着“维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弄到最后,连驻朝的日军居然都公然越过国界,跑到东北来“帮忙”了。如此目无中央的私下军事调动,日本军部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派了个叫建川美次的大将去视察,可是建川此人估计也追捧石原莞尔的理论。从日本到东北,有飞机不坐他非坐船,到了朝鲜又坐火车,一路磨洋工,“九一八”事变当晚才到东北,到地方后看到关东军上下一片紧张气氛,明显是要今夜动手,于是建川干脆跑到酒馆来了个一醉方休。

其实,对于“九一八”事变到底有多大胜算,石原自己也没底儿,东北军不仅人数绝对占优,而且武器装备也比日军精良,配备了当时极为少见的捷克轻机枪,飞机、坦克也一应俱全。关东军与其对赌,赢面实在太小。事变前几天,石原跟几个“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开了个最终会议,同伙板垣征四郎决定搞个占卜仪式,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手松开,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干了。结果这铅笔还真就朝右边倒下去了。几个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伙回家呗?一阵难堪的沉默过后,坐中的今田新太郎突然跳起来:“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今田的二杆子精神激励了在场所有人,“九一八”事变就这么被敲定了。

历史的诡谲有时就在于偶然,石原莞尔左算右算,也没算到自己的狗屎运竟然这么好,“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竟然压根没抵抗,等建川美次从酒桌上爬起来时,整个东北已经江山易手。石原莞尔的“最终战理论”就这么实现了。而石原本人,经此事变一跃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被任命为手握重权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站在了他人生的顶点。

根本停不下来的“模仿秀”

有人分析说,石原莞尔此人的性格有点像个洋葱,剥开怪胎的外衣,你看到的是一个绝顶天才,而摘下天才的面具,你又看到了一张军国主义愤青的脸,但在这个愤青的内心深处,又藏着一个稀世战略家的精巧心机。这些不同层次人性在他生命中的依次展开,构成了石原莞尔复杂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