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江青等人问汪东兴：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在东交民巷的禁锢生活

在发生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后，毛泽东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对于毛泽东这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决定，父亲真心诚意地拥护。设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权力交给“四人帮”，我们的党和国家将面临不堪设想的险境，我们的人民大众将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病体垂危之际，能保留这样一分冷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然而，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

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

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待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

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与家人团聚

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情况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待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本文作者为邓小平的小女儿 摘自《实话实说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