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有利局面，中国根据毛泽东“一定要争取第二世界”的意见，重点开展对西欧的争取工作。当时，中国同西欧、日本和美国之间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中国认为，苏联虽然在战略上对中国采取了包围政策，但其战略重点还是在西方，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10日。)邓小平也说：苏联的“重点还是同美国争夺世界，首先争夺欧洲”(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政党政治研究会议员访华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1月11日。)。西方一些国家却认为，苏联主要是包围中国。因此，做好西欧国家工作的关键是揭露苏联战略的真实意图。

这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西欧、美国、日本朋友时，有针对性地阐释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说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的问题。毛泽东等指出，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看，是要争夺世界，包括亚洲也包括欧洲；其次从苏联在全球的兵力部署看，3/4的力量摆在西方，1/4弱的力量摆在中国的北部；其三从欧洲的战略地位看，苏联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必须力求首先控制欧洲，“因为欧洲，主要是西欧，不但政治上重要、经济上重要、军事上也重要”(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10月15日。)。“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国，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也不可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毛泽东等对苏联战略的判断，来自对国际形势的仔细观察。1975年邓小平会见基辛格时说：“我们不是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西方，但我们关切西方。我们观察了几年，感到苏联要闹事，首先在西方。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关切西方。”(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10月20日。)二是关于中国是否为了摆脱困境才强调“声东击西”的问题。邓小平曾明确地表示：“就中国自身来讲，中国不怕战争，就是世界打起来，通道断绝，中国自己也有比较强的生存能力，充其量也就是回到延安的窑洞，那样也能生存。”(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2日。)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怕包围的。”(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6月9日。)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历史就是在包围中生存，在包围中干出革命的胜利。”(邓小平会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5日。)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指出：中国判断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不是从中国角度出发，而是从全球战略角度提出来的”。(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2日。)毛泽东等还特别强调欧洲联合的重要性，指出苏联的办法是分化欧洲，然后逐步控制欧洲，而“我们历来主张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来对付苏联的挑战”(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瓦尔特·谢尔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5月1日。)。这期间，中国同西欧国家加强了高层互访。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同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德国总理施密特访问中国。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们都表示认同中国的观点。希拉克说：“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拒绝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团结一致、更富饶和更有组织的欧洲”。(《人民日报》1975年5月19日。)希思说：“欧洲应该日益团结起来，并且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这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在我们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人民日报》1974年5月26日。)这些言论说明，毛泽东等在这个阶段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