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强调：“要团结多数人，要影响多数人，团结多数人，绝大多数的人，这是战略问题。”(毛泽东会见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主席威廉斯及夫人、澳共（马）主席希尔等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3月14日。)邓小平也指出：只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有几种力量连在一起对付它才行”(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5月4日。)。邓小平还不止一次地对外国朋友讲：“我们主张大家联合起来，协调我们的行动，协调我们的战略，来对付这个霸权主义。”(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6月7日。)“要争取更多的朋友才比较好。即使不能成为朋友，争取更多的国家中立也是比较好的。”(邓小平会见扎伊尔新闻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4日。)

由于苏联和美国在外交战略上都有一个变化过程，因此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等对在世界范围内应该依靠谁、争取谁、团结谁、打击谁，在战略思路上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种战略思路的调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是：苏联继续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对中国则逐步采取孤立和包围政策。而美国对中国仍抱敌视态度。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等确定了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并准备对付“四面八方”（包括日本、印度等国威胁）的战略方针，提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参见《人民日报》1966年5月15日。)。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明确地把苏联和美国一起作为中国的敌人来反对。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根据毛泽东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是中国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是间接同盟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而苏联趁机加紧扩军备战，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逐渐趋于平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加强同苏联的争夺，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二是苏联利用自身实力的增长，进一步在亚洲地区进行扩张，并陈兵百万于中苏和中蒙边界，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根据这种形势，中国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反对“两霸”变为主要对付苏联一方。周恩来对此曾指出：“两霸争夺，着重反对哪个霸，因为地区不同、形势不同，情况也不同。”(周恩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3月30日。)因此，“斗争的口号、方针得经常考虑。”(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委常委的讲话记录，1972年7月5日。)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邓小平后来告诉美国朋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苏霸的统一战线”(邓小平会见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4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