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华中局和陈毅提出新四军除三师全部调往东北以外，其余都部分抽调去山东或东北。这样，不管是调往山东、东北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都将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认为，这不利于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而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原有建制，以保持传统的作风和战斗力。

因此，他多次向陈毅和华东局（华中局改称）建议，但没有得到同意。粟裕不得已冒着“本位宗派主义之嫌”，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出于对粟裕的信任，从谏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见，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说，“其（粟裕）提议是有理由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①。

华东局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方案。粟裕的建议与刘少奇的纳谏，均为后来华东野战军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全国战区战绩第一的野战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6年8月，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刘少奇为这位老部下的辉煌战果兴奋不已，特意搞了一个家庭聚会，交代夫人王光美做了几样难得一见的好菜，邀请了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喝酒，庆贺胜利。

1948年5月，毛泽东调离陈毅，让粟裕接任其职，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坚持谦让后，改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一决策的运筹过程，除了战局需要与毛泽东的信任外，刘少奇的及时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与《传檄到中原》两书，曾披露陈毅突然被调离华野的真实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这个人是指刘少奇。

饶漱石早年在东北期间，就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刘少奇曾在华中局会议上说：“饶漱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学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离开新四军前，郑重向毛泽东推荐饶漱石接替自己的职务，使之成为华中局与新四军的一把手。饶漱石也由此成为华中以致后来华东战略区与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西北彭德怀、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尽管饶漱石很不地道，后来翻脸不认人，妄图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刘少奇，但他们曾经关系密切，也是不争的事实。

建国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军队的具体事务，不久又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因此与从未脱下军装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进京之前，他请假半个月，到上海治疗右臂内残留弹头处的发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视察与疗养的刘少奇得知这一消息后，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访粟裕的驻地。粟裕的秘书鞠开马上进屋报告。

刘少奇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可谓位高权重。粟裕深感意外，连忙到大门口迎候，说：“少奇同志，应该下级看上级，岂有上级看下级之礼。真是不敢当啊！”

刘少奇接过粟裕的话，爽朗地笑道：“怎么没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来看你，不就有了吗？”

粟裕也笑了。随后，两人互相慰问，畅谈甚欢。

有来当有往，尽管相隔久远了一点。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刘少奇家拜访。

不久，刘少奇要求粟裕将所负责指导的各兵种、各部门以及有密切关联部门的情况和问题，向他和中共中央汇报一次。

粟裕随即向刘少奇提交了报告，分别汇报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以及全军装备情况的现状，五年计划和远景、存在的问题和措施，并且汇报了1954年各兵种及作战部的情况。

报告中，粟裕还建议：“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周恩来还引用了苏联布尔加宁的例子。他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关切地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他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

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坚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以说明自己的清白。

1969年11月，刘少奇这个被毛泽东培养了二十余年的接班人，没能等上“接班”的风光日子，在饱受迫害中悲惨地辞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