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代表团本是为求缓和两党两国关系热情而来，但一场意外的“祝酒事件”，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摊牌不得不发生了。

那是11月7日晚，为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克里姆林宫主人举行了酒宴。宴会设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主席台的前面是一张大桌子，领导人都围着桌子站着谈着。另外一张桌子的旁边站着参会的苏联高级将领，周恩来看见后，就对贺龙说：你过去给他们敬敬酒。贺龙过去以后，和军人们谈得很高兴。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贺龙看见后，就说：来，来，干一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马利诺夫斯基几杯伏特加下肚后，口无遮拦，他大声说道：“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贺龙闻听此言，大吃一惊，立即就跟他吵起来了。这时，马利诺夫斯基看到周恩来走了过来，就将此话对周恩来又说了一遍。周恩来听罢脸色大变，全身颤抖，他本能地环视四周，感觉全大厅的目光都在向他射来。他立即怒目而视，斥对方为胡说八道，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

随后，周恩来走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闻之一怔，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后胡言。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他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没有立即回应，周恩来当机立断，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

代表团回到中国驻苏使馆，就拍发电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整个事件。

第二天，11月8日下午，勃列日涅夫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中国代表团住所回拜周恩来时，周恩来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周恩来说，我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且已受到苏共中央的谴责。他们现在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

接下来，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请苏方解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此敷衍搪塞，没有正面回答。在周恩来不依不饶的追问之下，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以及于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等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单方面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而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按照既定的方针召开会议，他和缓地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米高扬索性说：“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对此，周恩来表示，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会谈一下子就没有了回旋余地。

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还是对周恩来含蓄地说：我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的，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柯西金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谈，商量两党改善关系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个建议。11月14日，周恩来返回北京，毛泽东破例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赴机场迎接。

1965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

勃列日涅夫一直不希望中苏关系决裂，他于1966年2月24日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1966年3月，中共复信苏共，决然表示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两国都处在视对方为战争威胁的状态之中，一时之间，核战争的乌云密布。7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中还发生过“间谍飞机”事件。苏联一架直升机误入我新疆境内，被当作间谍飞机抓获，并公开报道宣传。

但是，最紧张的危险关系之中，却孕育着走向和解的可能性，军事是政治的选择方式；同样，接触、协商，是政治的更好方式，别无他法。从1964年到1982年中苏两国长达18年的紧张关系，终于到了拐点。

1976年，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中央作出了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积极姿态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中央作出了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体暂时停止了对中共的攻击宣传。苏联共产党向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这是中苏两国1965年后11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唁电没有能够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但中国报刊简短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外交部长安葛罗米柯曾于9月13日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1976年10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柯夫的文章，声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1976年10月6日，中共粉碎“四人帮”，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

不久，勃列日涅夫在自毛泽东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1976年10月18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做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立关系。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

1976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15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则。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

1976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发表讲话。他说，同中国断绝差不多15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这次大会是10年来苏联首次发言者不攻击中国、中国外交代表不退出会场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