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责任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价，他一口气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湘鄂边区特委、中央军委武汉交通大站、湘鄂边区红二军团驻汉机关等20多个秘密机关，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
一、是否向国民党隐瞒了许多机密？
由于顾顺章坚持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才肯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当时他还心存一个梦想：就是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25日深夜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获悉。周恩来利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转移。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等时任中共中央一些最重要机关的领导人都撤离到了更加隐秘的住所。但是中共地下组织还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800多人，中央特科也遭到大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顾顺章叛变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使得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如周恩来、王明等都先后离开了上海，或去江西中央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这对中共今后的历史影响极大。
由于没有抓到周恩来，顾顺章为了邀功，又先后出卖了中共中央几个极其重要的负责人，如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恽代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蔡和森等。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罪恶最大、危害最大的叛徒，可以说是怙恶不悛，十恶不赦，但是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表明，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据《中国共产党史稿》中记载，顾顺章在被捕后有这么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史稿第二卷160页)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包括其他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 米夫不久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报告称：“我们在南京秘密工作的同志向莫斯克湿(周恩来)报告，在4月26日有一名共产党在汉口被捕，旋经证明系中共政治局委员(应为候补委员——笔者注)，并负责特务工作者。他愿意见蒋介石及南京特务工作者，并告诉一切，并预备为南京政府工作……起初我们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后又以为顾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盘托出，所以整个星期是在谈话及谣言之中，而不能决此事之确否。此种反叛极为可虑，因顾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国同志之住所，而且还知道克兰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坡即为牛兰党内名)。几天以内，我们望着警察到这些地方来，同时做着必要的防备。直至现在，还未见警察巡捕来到。中国同志尽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将真确的地址告之警察，我们的负责同志很可能将全数被捕。但是结果未曾发生。”(见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6月10日)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披露：“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因此，除了有回忆指称顾顺章供出了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外，顾顺章被捕最严重的危害多半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见该书第80页)
一方面穷凶极恶地带着特务亲自到香港去诱捕和森，一方面故意隐瞒了许多机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或许是顾顺章叛变后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团！
二、陈赓为何拜访顾顺章彻夜长谈？
顾顺章叛变以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徐恩曾不放心，就委派自己的亲信王思诚作他的秘书，同时让同为中共叛徒的王国标、李志远和胡洪涛等住在一道，以便监视。
为了提防中央特科红队的报复，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有事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进行面容化妆，通常是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变得容貌大变。
根据徐恩曾的安排，顾顺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他自己口述，中统特务徐政、章志仁、朱秋日等记录整理，编写了一套“特工丛书”，共分《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审理工作》、《行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等6册，总共50多万字。这套丛书后以《特工圣书》为名出版，一直是中统及军统等整个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训练教材与工作文本。这还不算，顾顺章又在南京瞻园的妙静寺为国民党中统特务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共2期特务训练班。第一期参加训练班的有特务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第等4人。第二期人数扩充到20人，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大特务黄凯。几乎所有的人对顾顺章赞赏有加，称赞他“对特务工作确实有自己的精明独到之处”，“他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经验丰富，不愧为特工老手”。
由于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在顾叛变以后被特科红队镇压，顾顺章在平时总是郁郁寡欢。于是，徐恩曾就委托王思诚替顾顺章介绍一位女子作后妻，王思诚托手下一个工作人员吴洪林帮忙，为顾顺章物色了一个女子，此人便是南京的一位年轻姑娘张永琴。
据张永琴回忆，1932年初她已在读中学，这天放学回家，母亲拿了一张顾顺章的照片给她看。张永琴出于好奇，答应和顾顺章见见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茶楼上，顾顺章给张永琴的印象是个子不高的，人长得还算英俊，挺神气的，能说会道。那一年张永琴19岁，顾顺章26岁。他俩交往了仅3个月，张永琴的母亲就督促他们成亲。于是1932年3月8日，顾顺章与张永琴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婚礼。婚礼办得很隆重，徐恩曾也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他还代表蒋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这是一幢四开间的二层楼房，楼上4间，顾顺章夫妇住一间，顾顺章的老母住一间，顾顺章4岁的女儿顾利群和3岁的侄儿顾益群及保姆住半间，后半间是顾顺章用作看书写字的，再有一间是客厅。顺便说一下顾利群，她是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叛变后，在顾顺章家里被周恩来从康生(当时名叫赵容)手里抢下来的，原来她是会被中央特科红队一块儿打死的。后被送到宝山乡下顾顺章的老母处。解放后在上海某小学教书，一直到退休。楼下的四间，一间住着秘书王思诚，一间住着同为中共叛徒的胡洪涛、陈文昭夫妇，一间住着中统派来的保镖林金生，还有一间作饭厅。这幢小楼对外就称作“王公馆”。
顾顺章平时很少外出，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胡洪涛夫妇，以及一些同为共产党叛徒的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一块儿回忆回忆当年在共产党地下工作时的“光辉事迹”！同时发发牢骚，骂骂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这也为他今后被军统处决埋下了伏笔。
其实，顾顺章当时已经萌生了退出国共之间斗争的漩涡，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的念头。他将蒋介石给他的礼金等，从一些古玩贩子手里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足足装了两个大箱子，只待时机一到就物色一个铺面开店谋生。
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据顾顺章的后妻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大名鼎鼎的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见面，促膝长谈，整整谈了一个晚上。他俩是在二楼孩子住的那半间房的后半间谈的，说些什么，张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据顾顺章对张永琴讲：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据张永琴回忆：陈赓的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见《文史精华》2003年第5期孙曙《顾顺章后妻张永琴访谈录》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