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也日趋严峻，面积减少了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由240万减为150万。因此，打破日军的“蚕食”，扭转敌进我退的局面，已是刻不容缓。

5月4日，由左权执笔，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名义作出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迅速发向华北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后被称为“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很快在八路军华北各战略区得到贯彻执行，对于粉碎日军“蚕食”政策起到重大作用。

“彭德怀伯伯的秘书李琦曾回忆说，在边沿地区和游击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我服务，用两面政权粉碎敌人的强化治安，这种反蚕食战术最早是左权提出来的。”

“毛主席发表《论持久战》后，父亲特别认真地研究了，作了好多报告到处讲。他给国民党的将领也讲。《论持久战》的观点，怎么把它变成实际，真正能打仗，这就是我父亲的任务了。所以我父亲当时写了好多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的文章。”

“父亲阅读了许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的书籍，对八路军的军队建设、军事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左权对战术的研究迭有创新，周恩来称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然而，反“蚕食”政策的胜利只能是左权所能做的最后一个贡献，“令人痛心的是，父亲没能看见自己辛勤劳动后的收获。”左太北遗憾地说。

殉国前三天：为了抗日需要，可以放弃女儿

就在左权牺牲的前三天，他在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写道：“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左太北说：“母亲刘志兰比父亲小12岁，他们是1939年4月16日结婚的。这段姻缘，朱德总司令是牵线红娘。”

34岁的左权孑然一身，让朱德总司令念念不忘他的终身大事。1939年2月，一个中央代表团来到晋东南巡视。在随后召开的晋东南妇女代表大会上，一个面目清秀、皮肤白皙的年轻姑娘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代表中央妇委讲话，思维敏捷、举止大方。这个姑娘就是刘志兰。

刘志兰生长在北平，曾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她一直以来自视甚高，在与左权结婚之前从未谈过恋爱。左太北说：“我妈妈和她的六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在延安，刘志兰曾与浦安修、叶群并称“延安三美”。

刘志兰的演讲引起了台下朱德夫人康克清的注意。朱德特此找到刘志兰，向她介绍左权：“这事不用考虑啦！我看你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左副参谋长就等着你的回话。”随后又笑着补充道：“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屈求'权'了。”

22岁的刘志兰毫无思想准备，但这并不影响这对相差12岁的夫妻的感情。

婚后不久，刘志兰怀孕了，早期反应很厉害。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左权每天傍晚都利用休息时间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持续两个多月。

1940年5月27日，左太北出生在武乡县土河村的八路军总部和平卫生医院。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拉开序幕，左权考虑再三，决定让刘志兰带着女儿去延安。临行前，细心的左权为减轻刘志兰路途中的负担，并让女儿睡得舒服一些，请当地木匠做一个小木箱。他又请来摄影师，抱着爱女和妻子合影留念。左太北感慨地说：“当时我只有三个月大，我是看着这张全家福长大的，这也是我和爸爸仅有的两张合影之一。”

左权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妻子带去，带去的还有给女儿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左权与刘志兰结婚之初，刘志兰曾颇有情绪，作为一个有着极高抗日热情的学生，她本想来到抗日前线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生活几乎被家务和孩子所占据。年轻妻子的任性，早已被沉默寡言的左权觉察在心，他从没有为此出言相责，而是诉说着对妻子的想念和对孩子的疼爱。

1940年12月23日晚，左权在家书中挂念着冬日里的延安。他写道：“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爸爸对所有事都是深思熟虑的，可以想见，他在指挥作战的间隙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这就是，必要的时候，准备把他的孩子也献出去。为了革命，他把自己最珍惜的一切都奉献了。”左太北说。

刘志兰从叶群那里得知左权牺牲的传闻后，25岁的她差点儿晕倒，他们的孩子才刚满两岁啊，她一直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1942年7月3日，刘志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怀念亡夫的文章：“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并愿以二十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者是重伤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

殉国：十字岭上永远的左权

1942年春，日军发动了对华北平原的“五一大扫荡”，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第一军主力三万多人，随后“蚕食”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

5月22日，彭德怀、左权命令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突出敌人重兵包围圈。然而日军这次大“扫荡”，有点出乎“彭左”的预料，狡猾的日军不但要消灭八路军的主力，还想偷袭八路军总部。我军主力开跋后，敌人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北方局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日军以为是一二九师首脑机关，即刻以数十倍于我之重兵合围，此时突围困难重重。

左太北说：“冈村宁次派出了两支特种部队，这些中国通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有的化装成八路军，甚至帮农民扫地、挑水，老乡分不清整天来往的那么多八路军，连基层干部也是人鬼难分。”

然而，有个八路军侦察员看出了破绽，他发现日军特种部队用的是大洋马，不是八路军常用的中国马。“有人说，当侦察员报告这个重要的情报，连长没有重视，可能认为这是缴获的大洋马，敌情没有送到父亲手里，等彭德怀伯伯发现强敌压境时，铁壁合围已经形成，偷袭的特种兵逼近总部。”左太北说。

24日晚，总部机关趁黑行动，准备通过敌人火力较弱的偏城东据点，往河北、山西交界的山区进发。

25日天刚亮，敌人一万余人从两翼包抄十字岭，并配备飞机轰炸。彭德怀、左权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