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新年伊始，欧盟频频传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声音。

最开始是欧盟首位“外交部长”阿什顿在欧盟首脑会议上提交报告，称“欧盟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已经成为中欧进一步发展外交和安全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而这一次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最为积极的国家是西班牙，西班牙外交大臣安吉尔·莫拉蒂诺斯表示，“西班牙正在权衡对华武器禁运的利弊，现在是欧盟再次考虑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的时候了”。

这些言辞使人们不禁回想起在2005年前后，欧盟第一次提出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时的情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欧盟为何再次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真正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

欧盟对华军售禁令从何而来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突然结束。剧变来势汹汹，西方国家企图把“和平演变”的胜利果实扩展到亚洲。1989年，在美国宣布停止一切对华政府间和民间的军品销售后，欧洲国家也采取了与美国相同的立场，欧共体在1989年6月26日召开的马德里首脑会议上，决定采取中断共同体成员国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减少文化、科技合作项目，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等六项措施。这些行为导致中国同欧共体的关系严重倒退，原有的中欧军售也随即终止。

欧盟的对华武器禁运，从其产生背景和直接原因来看，是欧洲国家冷战思维的产物，是对中国的政治歧视。正如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需要，实际上也没有钱买那么多价格很高、对我们也没什么用的武器。我们只是认为，维持这样一个早就过时的、毫无益处的武器禁令，同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很不相称。说得更简单一点，我们所反对的是政治歧视”。

欧盟为何又提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有心人可能还对2005年前后中欧双方围绕解除军售禁令积极互动的情形记忆犹新。通过对上一次解禁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有助于我们对今天的形势做出清晰的判断。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欧洲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变化。

首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导致了欧洲的分裂，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认识到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美国的单极霸权，才能真正有利于国际和平。中欧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共识，中欧关系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2004年也被称为欧盟外交的“中国年”。

在中欧双方不断加深交往与合作之时，欧盟对华军售禁令问题在双边关系中显得更加突出，双方都认识到禁令已经不合时宜，要求解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欧盟于2004年正式将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纳入了议事日程。

然而，正当解禁看似有了希望时，欧盟却搁置了该议题。原因就在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施加了压力。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开始阻挠欧洲为解除禁令所做出的努力。美国以不向欧盟提供军事技术相威胁，在《200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专门附加了一个补充条款：美国国防部不得从任何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外国公司购买国防设备或部件。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总统都公开明确表示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鉴于欧美关系正处于伊拉克战争后的修复期，欧盟不得不认真考虑美国的意愿，以免使美欧关系再次倒退，加之一些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采取了亲美的立场，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最终没能解决。

当前，欧盟再次提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历史似乎重现。但细细品来，两次解禁的提出却有着不同的滋味。

同5年前相比，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中欧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中国的GDP已跃升为世界第二位，而欧洲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拖累，出现金融动荡、实体经济衰退、国家破产、东欧外债危机乃至拖延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权债务危机。

同时，欧盟的对华军售禁令并没能阻止中国迈向军事大国的脚步。伴随着经济力量的强大，中国的国防工业和军事实力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一位欧盟外交官就此评论说：“中国过去发誓要自己生产欧盟拒绝出口的武器，而今天，中国在上述多个领域已经成为欧盟的竞争对手。”有欧洲专家认为，“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欧盟的军工产品在中国是否具有竞争力值得怀疑。”法国《费加罗报》指出，欧盟与美国如果继续固步自封，就很可能失去同中国展开利润丰厚的技术合作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法、西等欧盟成员国积极推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也就不足为怪了。并且欧盟在对华投资、中国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工业原材料供应等诸多领域期待有所突破，希望通过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来换取来自中国方面的更多配合。 

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笔者认为，当前促使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动力虽然存在，但条件并不成熟。中国并不能对马上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抱有幻想。影响欧盟在2005年解除军售禁令的制约条件还在，有些还变得更加严峻。

在国际大环境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引发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对华“多边施压”的外交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欧洲国家自然成为美国“多边联盟”中的成员。在当前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背景之下，美国会更坚决阻碍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欧盟内部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上，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北欧国家一直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北欧国家自认为站在“道德至高点”上，以“人权至上”的传统态度对中国指手画脚，将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与人权问题相联系。而欧盟的决策机制要求，27个成员国必须全体通过才能做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决定。

所以，如果不改革欧盟内部的决策机制，通过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决议就存在着极大的难度。

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未来在于“超越”

首先需要制度的“超越”。冷战结束后，欧洲各国怀着对和平的渴望与珍视，用团结和智慧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制度创新，通过联合走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通过融合构筑整体的结构，为求永久性地消除成员国之间潜在的对抗威胁；通过合作实现了成员国单独所不能实现的利益。因此，制度创新是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最宝贵的经验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