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良其实也在对孙露山做着同样的试探。终于，在一次看似无意闲聊中，王子良又挑起了话头。时值1948年9月，济南战役刚刚结束，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11万人。王子良似乎有感而发：“国民党这样下去早晚完蛋，咱们要给自己想好后路啊。”

眼见四下无人，孙露山决定单刀直入：“枪炮长有这个想法，我倒是有个门路。”随后，孙露山亮明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而王子良的反馈更让他大喜过望--王子良虽然没有入党，却已经为党工作了一年多了。他隶属于中共青岛市委的地下工作线，设在胶东解放区的平度县南村镇。

王子良的妻子袁丽峰后来也随丈夫参加了黄安舰起义，今年已经95岁高龄。忆起往事，老人不禁莞尔：“真应了那句话'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地下党三条线上的同志，都跑到黄安舰的枪炮部来了，彼此还不知情，互相试探、提防着。”

袁丽峰告诉记者，幸好这三个人都是同志，万一哪个认错了，肯定是要掉脑袋的。王子良那时候年轻，没什么地下工作经验却敢想敢干，其实这种私自横向联系是违反纪律的，为此还挨了当时他的领导、联系人的双重批评。

王子良的领导陈坤全是受青岛市委委派到市内建立铁路系统地下组织的老党员，王子良的联系人则是他的弟弟、中共地下党员王志进。

平日里，王志进就注意到，哥哥王子良虽然在国民党海军中任职，却是个有着进步思想的爱国军官，对自己加入共产党也表示过支持。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不但是地下工作的一个突破，而且更有利于掩护地下党组织。王志进的想法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也就由他来策反自己的哥哥。“哪用什么策反啊？王子良早就有这个想法，兄弟俩一拍即合。”袁丽峰回忆说。

经过地下党组织考察，王子良开始秘密为地下党组织工作，一方面搜集海军军事、政治情报，另一方面掩护陈坤全在青岛的活动。

陈坤全是上海人，说话总带着上海腔，在青岛一张嘴就惹人注意，不便露面。王志进就把他安排在自己家里住下。需要出门时，就由王子良作陪，甚至能时常到黄安舰上溜达一圈。

陈坤全公开的身份是上海来的商人。青岛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港之一，各色投机商拉拢海军军官做生意是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也就是那些不便公开说、却人人心知肚明的灰色生意，给陈坤全和王子良的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掩护。

瞄准舰务官

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之后，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了一片。青岛在整个山东半岛上已经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一座孤城。明里，南京和青岛的国民党当局都在叫嚣着“死守青岛”、“反攻”；暗里，停泊在青岛港内的数十艘国民党海军军舰却收到了电令：做好撤离南下的一切准备。

敌人要跑？这让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几个人有些措手不及。

要知道，国民党海军的军舰一旦离开了青岛港，之前所有的工作就前功尽弃，以后再进行策反、起义，哪怕是基本的情报工作都会更加艰难。

几个人碰头商量了两个临机行动方案，并通过陈坤全上报了青岛市委。

第一个方案，就是炸沉黄安舰。

当时，青岛的船厂位于青岛港的小港内，小港是个蟹钳形的港湾，出口处仅百十米宽。黄安舰横着身子沉到这个出口，就能把在码头的十几艘舰艇全部封在港内，成为瓮中之鳖。不过，敌人很快会进行打捞、清障，黄安舰这样“破釜沉舟”至多维持一个月左右。所以，他们要确切知道解放军能不能在一个月内解放青岛。

第二个方案则是着手组织黄安舰起义。这三个地下工作者虽然早抱着这样的目的，但仅凭他们三个，根本不可能控制这艘军舰。

很快，青岛市委的指示传达回来，何时解放青岛属军事机密，炸沉黄安舰的设想被坚决否定。上级要求他们立即开始组织黄安舰起义的工作，寻机把军舰开赴解放区，并强调，“人民解放军也要有自己的海军”。

任务一下子变得紧急起来。

张大发告诉记者，黄安舰要起义的话，那么起义人员至少要控制住三个部门：操控整艘军舰的航海部、提供动力的轮机部、掌握武器的枪炮部。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都在枪炮部，要想起义成功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当务之急是迅速扩大黄安舰上的革命力量。王子良提出了第一个发展目标：舰务官鞠庆珍。

舰务官是军舰上职务仅次于舰长、副舰长的三号人物。黄安舰的这位舰务官在1948年9月刚刚上任。来舰报到后却很少见他上舰，行踪颇为神秘。王子良听说，是因为鞠庆珍的哥哥被国民党逮捕了，他在东奔西走地找关系营救。而这位哥哥被捕的罪名是“通共”。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鞠庆珍很可能也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或倾向革命，具有策反可能，把他争取过来，最关键的航海部也在起义人员掌握之下了。

但是，舰务官毕竟是黄安舰上的上层人物，必须谨慎行事。巧合的是，孙露山是鞠庆珍的老乡，刘增厚也和鞠庆珍早就相识，于是，这两个人就以老乡、老朋友的身份接近鞠庆珍，并积极协助他营救哥哥。

鞠庆珍的哥哥鞠庆玺确实“通共”。 1948年8月，鞠庆玺谋划炮艇起义时被属下告发，遭到逮捕。鞠庆玺被捕后，没有吐露半个字的秘密，国民党海军稽查部门一时也找不到真凭实据，只能长期关押。

受鞠庆玺牵连，鞠庆珍也被撤了炮艇艇长之职，调到了根本无法运转的“接17”号军舰任轮机长。之后，鞠庆珍一方面想方法设法进行营救哥哥，另一方面则托人搭上了黄安舰舰长刘广超的关系，谋得了黄安舰舰务官的职务。

在黄安舰上，鞠庆珍认出了早在抗战时期就相识的张大发，两人关系越来越好，最后还成了拜把子弟兄。

张大发介绍，鞠庆珍为人热情正直，义气深重，人缘极好，到黄安舰不久就颇得人心。不过，他并没有在黄安舰表现出任何的“亲共”倾向，反而显得思虑慎重，胸怀深广。

经过了几个月的接触，孙露山、刘增厚和鞠庆珍的关系日益亲密，但这二人却越发苦恼。他们不止一次地用抱怨国民党腐败或是“干脆投共产党”来试探鞠庆珍，却总是被他岔开话题，得不到一点儿正面回应。

惟一能感到宽慰的收获是，鞠庆珍不像那些国民党死硬军官，听到“亲共”言论就如临大敌，至少他不会因为这些话就去出卖朋友。

时间却越来越紧迫了。1948年末，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先后取得了胜利，平津战役虽未完成，但谁都看得出胜负已分。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特别市的青岛，已被解放军三面合围，惟一的出口就是大海。

此时，黄安舰已经完成了大修，并进行了试航，一旦命令下达，随时可能南下。

不能再等了。

一出“三岔口”

这时，孙露山和刘增厚终于找到了一个策反鞠庆珍的机会。